早上八点半，手机屏幕亮起，蚂蚁森林的能量球在晨光中跳动，像一颗跃动的绿色心脏。八年来，这样的场景早已刻进我的生物钟——早上收集能量、上下班步行、工作间隙为花木浇水。同事们笑称我患上了“绿色强迫症”，可他们不知道，在千里之外的库布齐沙漠边缘，有24棵梭梭树正以一种顽强的姿态，在风沙中倔强生长。

    2017年春天，我参加中央环保督察工作，在环保局负责文件材料，偶然注意到蚂蚁森林的公益林。当时，“绿色办公”“低碳生活”还是文件里的陌生词汇，直到我看到卫星地图上那片逐渐扩大的绿色像素点，内心被某种隐秘的悸动击中——原来每个普通人都能在荒漠里种下自己的坐标。

    梭梭树能在零下40摄氏度到零上50摄氏度的极端环境中存活，这种顽强的生命力让我深受触动。第一次在蚂蚁森林种下梭梭树时，我特意截了图存在手机相册，标题写着“第1棵”。同事老张打趣：“这虚拟树苗能比得上咱们下乡栽的杨树苗？”我笑而不语，却悄悄把步行目标从每天5000步调到10000步。

    真正读懂梭梭树，是在两年后的夏天。我通过网络观看了蚂蚁森林组织的生态考察团活动，屏幕上展示着库布齐沙漠边缘的景象：滚烫的流沙，远处零星分布的草方格。一位年轻的讲解员指着地平线上一簇簇灰绿色植物说：“那就是你们种的梭梭林。”

    烈日下，那些不足半米高的灌木仿佛被按了暂停键，枝条上布满银白色鳞片，像披着铠甲的战士。我突然想起手机里那些跳跃的能量球——原来每次绿色出行积累的能量，都在这里化作穿透沙层的生命网络。

    后来，我调到县委宣传部任副部长兼文明办主任。在各种会议上，我常常强调“垃圾分类”“光盘行动”，但真正让绿色理念落地生根的，却是那些与梭梭树有关的日常点滴。

    有次开完会急着赶公交，发现手机忘在会议室，我愣是顶着烈日走回去取——怕错过那班公交车的能量球。去年冬天脚踝扭伤，我拄着拐杖也坚持每天在办公室绕圈走够步数，同事们笑称我“瘸腿的绿色使者”。

    更奇妙的变化发生在身边。妻子不再使用塑料袋，改用环保袋购物；孩子把压岁钱捐给了“保护母亲河”项目；就连常年在广场跳扇子舞的阿姨们，也组建了“夕阳红健走团”。

    每年春天，我都会参加县里组织的植树节活动。看着志愿者在学校操场、社区花园、炮台山公园种下绿色希望，我突然明白：这些年种下的何止是树？

    当快递小哥用步数兑换树苗时，他送出的每个包裹都带着绿意；当教师把收集能量当作每日功课时，她批改的作业本上仿佛也渗出露珠；当我们把“绿色环保，有你有我”的宣传语印在各种手提袋上时，每次上街就变成了一次流动的绿洲。

    最让我动容的是老李。这个曾把“环保当饭吃”挂在嘴边的庄稼汉，现在逢人就夸梭梭林让沙尘暴减少了。他到沙漠创业，“去年套种的肉苁蓉卖了三万多元。”他粗糙的手指在手机屏上划拉，“看，这是我给孙子种的树，编号HFA83913691209，等他考上大学就带他去看！”

    在安排今年的公休时，我仍想申请休假去看梭梭林，老婆瞪大了眼睛：“就为看几棵虚拟树？”我笑着展示手机里保存的树苗坐标：“在卫星地图上，它们是真实的坐标点；在沙漠里，是挡风固沙的战士；在我心里，是八个春天的年轮。”

    我遥想8月的某天，站在梭梭林前，风掠过枝丫发出沙沙声响，像极了翻动文件时的纸页声。我摸着树干上皲裂的纹路，突然读懂这种植物的智慧：它从不与风沙对抗，而是把根系扎成网，把沙粒聚成土。就像我的工作，何尝不是在人心荒漠中播撒文明的种子？

    如今，我的微信签名改成了“种树的人要会走路”。这八年，我丈量过县城每条街道的步数，计算过会议文件与树苗生长的速度，更见证过文明理念如何像梭梭树的根系，在看不见的地方编织希望。这八年，我获得了蚂蚁森林61个证书，是美丽中国行动者，全民义务植树证书获得者……一棵梭梭树就是一个春天。当第24棵树在沙漠里站稳脚跟，我懂得：真正的绿色发展，不是文件里的宏大叙事，而是每个人把脚步变成根系，把日常行为变成春天。

    （作者系四川省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