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繁荣发展、活力绽放的同时，宁静正成为一种稀缺品。商家促销的喧嚣、工地施工的嘈杂、汽车加速的轰鸣、邻居装修的敲打……近日，生态环境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生态环境投诉举报管理平台接到的投诉举报中，噪声扰民问题占全部生态环境污染投诉举报的59.2%，排在各类环境污染要素的第一位。

    随着人们对宜居环境的期望越来越高，对嘈杂环境的容忍度也越来越低。加强城市噪声污染治理，已经成为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一环。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新治安管理处罚法），将于2026年1月1日起施行。其中针对社会生活噪声扰民行为引入拘留处罚并提高罚款额度，标志着噪声治理进入新阶段。那么，如何让城市既“能说话”，又“懂沉默”，回归“昼嚣暮谧、市喧巷寂”？当前在城市噪声治理方面有哪些成效、又面临怎样的挑战？

    哪里新？

    噪声治理迈入“强震慑”时代

    长期以来，“清晨小区内老人跳广场舞”“休息日邻居小孩练习乐器”“非指定时间隔壁户主装修房屋”“半夜楼下餐饮店食客饮酒喧哗”等社会生活噪声扰民现象，因多种原因顽固存在。据《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5）》，2024年，全国社会生活噪声投诉约419.7万件。新治安管理处罚法，正是对公众迫切诉求的有力回应。

    处罚力度加大。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八条明确规定，对于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制造社会生活噪声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经劝阻、调解和处理后仍不改正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廖建勋指出，这“极大破解了以往‘屡教不改’的僵局，让噪声制造者付出更高违法成本”。

    “新治安管理处罚法关于社会生活噪音处罚力度的升级，是对公民基本生活权利的尊重。”廖建勋对法规条例作解读，对比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修正版，新版本显著加大了处罚力度，增加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拘留”措施。

    此外，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八条还增加了需经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人、有关部门依法劝阻、调解和处理等前置处置条件，有效避免矛盾激化，彰显“民生无小事”和人性化执法的治理理念。

    有何难？

    城市噪声治理的多元挑战

    尽管新治安管理处罚法提供了“利剑”，但城市噪声治理之路仍布满荆棘，面临着源头、取证、认知等多重挑战。

    “当前城市声环境的复杂程度远超想象。”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谢辉指出。城市化进程中，早期规划不足导致居住、商业、工业功能区混合，拉近了居民与噪声源的距离。交通密集、施工常态化、夜间经济活跃，使得噪声污染呈扩散态势。噪声投诉往往“分贝数不超标但扰民，超标了却‘举证难、协调难、执行难’”，中山大学副教授蔡荣指出，多数情况下“只能停留于居民之间的私下交涉”。

    楼上孩子的跑跳声、拖动家具声、电视音乐声……这些生活噪声因其突发性、间歇性特点，令楼下住户苦不堪言，却又难以有效取证。北京昌平的张先生就深受其扰，“噪声几秒就过去了，录音还没打开就结束了……我难道要一直拿手机等着吗？”沟通无效后，他选择报警，但民警离开后楼上变本加厉。此类纠纷一旦进入诉讼，也常因证据不足而败诉，如宁夏银川某案例中，原告因未能证明噪声超标且与健康损害存在因果关系而诉求被驳回。在长期压抑下，部分居民甚至采取“以噪制噪”的极端方式，使用震楼器、共振音响等进行反击，导致矛盾恶性循环，从邻里纠纷升级为治安隐患。

    随着技术进步，风电设备、新能源汽车、低空飞行器等产生的低频噪声和间歇性扰动声日益增多。谢辉指出，这种“仅看分贝值，而忽视对声音频谱特征和时间分布的关注，很容易陷入‘达标不达感’的治理困境”，现行标准难以准确量化，民众的主观不适感强烈。

    怎么用？

    从投诉到化解的全链条路径

    面对挑战，单纯的惩罚并非唯一解药。构建从源头预防、智能监测到多元调解、依法处置的全链条治理路径，才是治本之策。

    许多地方正利用科技手段让噪声“看得见、管得住”。在四川成都青羊区的“宁静小区”汇厦少城琴台府，高精度声学探头24小时采样，数据实时回传云平台，超标自动预警。小区还创新采用“一源一策”：为广场舞安装定向音响，声压级直降15dB，实现“正面欢舞不扰邻”；为车库井盖铺设防震橡胶垫；修复商铺空调外机降噪百叶；为商户配备静音喇叭。在浙江杭州拱墅区，“1分钟派单、5分钟到达、60分钟解决”的快速响应机制与噪声地图应用相结合，形成了高效处置闭环。这些“绣花功夫”般的精准治理，有效实现了活动空间与居住环境的和谐共生。

    噪声治理需要从“政府单打独斗”转向“社会价值共创”。青羊区建立了由街道社区主导，联合物业、业委会、志愿者等的协同体系，并配套“8+7”工作机制和“三进四巡五查”宣传机制，使治理效率提升70%。上海虹口某小区在调解空调外机噪声纠纷时，民警、社区律师、调解员各司其职，从法律、情理等多角度促成双方达成维修协议。这体现了新治安管理处罚法鼓励的基层先行调解原则，廖建勋也建议居民遇噪声时，“优先通过基层调解”，并保留好沟通与投诉记录，为后续可能的法律程序留存证据。

    当教育、调解、技术手段均无法解决问题时，新治安管理处罚法提供的拘留与罚款措施，就成为维护公众“宁静权”的最后保障。居民在调解无效后，可携带相关证据报警，要求公安机关依据新规处置。这实现了治理闭环，从柔性的“人防”协商，到智慧的“技防”预警，再到刚性的“法治”惩戒，层层递进。

    何为度？

    在法理情中寻求治理平衡点

    噪声治理的终极目标，并非创造一个绝对无声的世界，而是在城市活力与居住宁静、个人权利与邻里和谐、法律刚性执法与人性化治理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

    平衡“动”与“静”。城市不能失去活力，居民也应享有宁静。治理的方向不是简单禁止，而是通过技术和管理进行疏导与规范，如定向音响让广场舞“舞区有声、区外无声”，这正是“让城市既‘能说话’，又‘懂沉默’”的生动实践。

    平衡“法”与“情”。新治安管理处罚法提供了有力的执法武器，但其有效落地离不开对具体情境的考量。新疆政法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王青斌建议，在西部多民族地区，应推动“法理情”融合，“在执法中充分考量地方风俗与生活习俗，对初犯者加强教育疏导，对屡教不改者依法严惩，体现宽严相济。”这要求执法者兼具法律素养与群众工作能力。

    平衡“标”与“感”。未来的噪声治理，需超越单纯的分贝值达标，走向以人的感知和满意度为核心。谢辉等专家建议，应引入主观评价体系，关注声音的频谱、时间分布及对人的心理影响，同时通过增加鸟鸣、水流等悦耳声景来提升声环境舒适度，满足人们对“静谧之美”的深层需求。

    新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实施，为城市噪声治理划定了更清晰的红线、注入了更强的威慑力。然而，法律仅是工具箱中的一件利器。真正实现“静享生活”，需要将法律的“刚性”约束、科技的“智慧”赋能、基层的“柔性”调解以及公众的自觉“共治”有机融合。从青羊“宁静小区”的精细化实践，到全国范围内“宁静小区”建设的推广；从依赖人工投诉到构建智能监测网络；从单一的行政处罚到涵盖预防、监测、调解、处置的全周期管理，中国城市的“降噪”之路正朝着更加系统、精细、共治共享的方向稳步迈进。唯有如此，才能让“推窗见绿、闭户享静”的美好生活图景，从个案样板变为城市的普遍风景。

    （综合《中国城市报》《光明日报》《法治日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