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 件

    近日，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3级博士研究生、出生于1999年的闵超，受聘为该院新百人计划研究员，具有博士研究生招生资格，引发舆论关注。尽管校方的解释和说明，特别是对“博导”资格的分析很透彻，但是，公众似乎并不买账，仍然对此议论纷纷。有人支持浙大的教师队伍建设改革，认为就应该破除论资排辈，让有能力的青年教师脱颖而出；也有人质疑博导头衔“放水”，26岁的文科青年教师怎么能指导博士生。

    微 评

    公众为何接受不了26岁就当博导？社会科学的“全优”，比起自然科学的“全优”，主观随意性要相对大一些。一位名教授，尤其是领域内威望较高的导师带出来的博士生，往往获得全优的概率会更大。这就是闵超具有“博导”资格最容易被公众质疑的地方。（谭浩俊）

    “重理轻文”的思维定式，本质上是功利主义教育观的产物——人们习惯于用“有没有用”“能不能赚钱”来衡量学科价值，却忽视了人文社科对社会认知、价值建构的基础性作用。此外，这种偏见还伴随着对特定学科“水分大”“易操作”的刻板印象，仿佛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成就天然缺乏含金量，必然存在暗箱操作的空间。（吕德为）

    这是把博导视为“头衔”而产生的质疑，而博导本就不应该是“头衔”，而只是“岗位”。2020年9月，教育部曾在回复政协委员提案时明确，博导是工作岗位，而不是教授中的一个固定层次和荣誉称号。（熊丙奇）

    近年来，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努力打破人才成长的“论资排辈”，更加注重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相较于评价条件更“硬核”的理工领域，文科的评价要复杂多元得多。一方面，学术积累需要时间，但资历不应成为遮挡青年人才的“天花板”，另一方面，也要警惕“盲目破格”与学术浮躁，甚至为暗箱操作留下空间。高校人才培养机制的探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李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