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办，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古典文献教研室、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与字节跳动公益联合承办的“数智时代古籍数字化前沿论坛暨‘我用AI校古籍’（2025年）总结会”在北京举行。

    笔者了解到，“我用AI校古籍”项目自2024年启动以来，在“识典古籍”智能整理平台支持下，吸引了全国1450余所高校的2万名大学生及1.7万名社会公众志愿者参与，累计完成15亿字的粗校，约覆盖2万部古籍，显著降低了古籍整理的专业门槛，激发了公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热情。当古籍整理遇上AI，会迸发出什么样的火花？

    突破传统人力局限

    我国古文献学历史悠久，从汉代开始就有把目录、版本、校勘融为一体的校雠学。简单来说，古籍整理就是选定某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版本为底本，通过和其他版本的校勘，再对它加以现代的标点、标注等，最终提供一个文字准确、标点可靠、方便阅读的排印版本。

    传统的古籍整理依赖于人工，耗时耗力，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使用计算机录入文本，但这种方式速度依然慢，中间也会出现错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杨海峥坦言，这种录入错误，会增加后期的校勘和校对成本。

    OCR技术即光学字符识别技术带来了改变。“光学字符识别技术成了古籍文字提取的核心工具，可以识别文字，给文本利用环节带来根本性的改变，并且它的准确率非常高。”杨海峥说。另外，过去学者需要花大量时间来做的文本标点和专名识别工作，新技术也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实现自动标点和分段。

    “AI技术不仅大幅提高了古籍校对效率，还弥补了传统人力校对处理海量文献的局限，为古籍整理开辟了人机协同新途径。”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卢伟说。

    在杨海峥看来，AI也有助于多版本校勘。传统的校勘学者用手工比对各种版本，穷极一生进行校对工作，AI可以自动对齐历代版本，过滤形近字错误，并且生成结构化的校勘记录，“之后学者只需要去聚焦关键译文的判断和分析，梳理版本的源流，这就大幅度节约了校勘时间”。

    让古籍被更多年轻人打开

    方晓辰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敦煌学方向的博一学生，也是校对古籍的志愿者，她发现AI大大提高了整理效率。“比如在处理《康熙字典》中的复杂字形时，平台的图像识别功能可以精准捕捉笔画细节，配合在线字典数据库，几秒钟就能完成一个生僻字的录入和校对。”她说，“这种便捷性让原本枯燥烦琐的整理工作变得轻松有趣，也让我深刻感受到科技赋能传统文化传承的魅力。”

    当方晓辰看着自己整理好的古籍陆续上线，在平台上被其他人引用讨论，“那种‘让沉睡的文字活起来’的满足感，是无法替代的”。

    除了高校学生之外，社会公众也参与到古籍校对之中。AI技术不仅降低了古籍整理的技术门槛，让更多古籍爱好者能够参与其中，也让公众能够更加便捷地获取古籍中的知识。

    在机场工作的社会志愿者张晓波说，虽然自己从事的行业与古籍并无关系，但自己从小就对历史和古籍感兴趣。他参与了针对现存《永乐大典》的精校整理，团队中的队友多是专业师生，“我开始接触之前从未接触过的领域，在仅仅八卷的精校中包含了诗词、列传、府志、祭文、历法，对古籍的热爱与求知欲，也在推着我不断进步。”

    “它让‘古籍’这两个字，从一种遥远的、被玻璃罩起来的文化符号，慢慢变成可以被年轻人打开、可以被大家一起修整、可以在日常里反复相遇的东西。”拥有289万粉丝的抖音博主“子非秋月”如是说。可以预见，当古籍整理遇上AI，将会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打开一扇属于数字时代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