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透视

    1.8亿空巢老人的需求催生“共享儿女”

    “不少爷爷奶奶真的衣食无忧，唯有孤独难解。”24岁的衡梦雨在江苏南京做着这样一份工作，他见过太多这样的场景：老人坐在窗边发呆，想念外地工作的子女，嘴上却从不抱怨。

    家住湖北武汉的70岁王婆婆肺部有阴影需要复查，但独生女儿在深圳工作，请不了假。挂号、排队、交费、检查，王婆婆一个人忙碌了大半天。社区工作人员跟她说，现在有“陪诊服务”，可以请人陪着去医院。

    王婆婆的第一反应就是拒绝：“我又不是没儿女，怎么能花钱请外人？”但下一次复查时，她还是下单了。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陪她去医院，帮她挂号、取药，还陪她吃了午饭。临走时，王婆婆给了他180元，还红了眼眶。

    “阿姨，我来看您啦。”在河南郑州，大学生张平（化名）拎着一袋水果，推开屋门时，李阿姨的身后已摆满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这已是两人相识的第四年。

    2022年，张平散步时偶然结识了独居的李阿姨，随后常去看望她。“我有时间会帮阿姨遛狗、拿快递，她也常留我吃饭，像家人一样彼此照应。”张平说。

    在辽宁大连，李雷（化名）已经对养老院十分熟悉。他直奔养老院里70多岁秦阿婆的房间，将手中的礼品放在柜子上后，又搬来一张小凳子，紧挨着秦阿婆的床位坐下，开始与秦阿婆话家常。秦阿婆是一名丁克老人，李雷则是受其远在异地的妹妹雇佣的“共享儿女”，来自某“临时保镖团队”。这个团队的成员大多身材魁梧，既能陪老人看病买菜、聊天逗乐，必要时还能帮忙“撑场面”、调解矛盾。此前团队发布的探望老人视频火了之后，成员由最初9人发展至上千人，在山东、广东等地设有分部。

    子女异地、丧偶、失独……种种现实原因，击穿了一些家庭的传统养老防线。民政部数据显示，我国部分大城市和农村地区老年人口中，空巢老人占比已超过70%，大量老年人不与子女或其他家人共同居住生活，面临着居家养老的许多不便与困难。

    “老年人间的关系网络远比想象中的复杂，少数老人在相处中存在被孤立、排挤甚至被霸凌的现象，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他们需要的不仅是有人跑腿办事，更需要一种情感上的支撑，需要有人为他们在某些场合撑腰。”在与一个个老人相处的过程中，李雷团队发现，人至暮年，需要的不仅是吃饱穿暖。老年群体对情感慰藉、人格尊严、社会面子等更高层次的需求，正形成一个巨大的服务市场。对于空巢老人而言，生病了有人陪诊、遇到事有人商量、节假日有人围坐，这些琐碎的需求，恰恰是养老服务中最薄弱的环节。

    既可以是老人或其子女付费购买服务，也可以是双方无偿自愿的相互关照，“共享儿女”的兴起不是偶然，他们用善意和专长为老年人提供帮助，填补老龄化社会供需错配之下的空白。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老龄健康研究所副所长罗晓晖坦言，许多空巢老人“最需要的就是有人说说话”。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员赵梦晗指出，当前养老服务尚存在专业长期照护资源不足等问题，“共享儿女”模式通过将陪伴、陪诊、调解矛盾等需求打包成服务产品，能以持续、低偿甚至无偿的方式提供日常关怀和精神慰藉。

    进退之间

    当陪伴被明码标价，“儿女”还是服务要怎么分清？

    此类服务在社交平台已有一定规模。在某社交平台，以“共享儿女”“社区儿女”为关键词的笔记，浏览量超过36万次；在某个人交易平台，许多用户长期提供相关服务，内容包括日常探望、陪诊看病、日用品代购等，如果老人遇到纠纷，甚至还可以“假装子女、帮忙撑腰”。价格一般为每小时30元至100元不等，每单费用在200元至1000元之间。

    除个人兼职接单外，部分企业和线上平台也在对这种新型服务模式展开探索。

    近年来，河北石家庄、山东淄博、甘肃定西等地陆续出现了“社区儿女”服务站养老模式，由政府搭台提供场地和政策优惠，吸引养老机构合作，服务社区老年居民。

    “合作街道的社区老人打个电话，服务站的工作人员就会随时上门关怀、探访照顾。”石家庄爱巢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红雨介绍说。

    一个月如果需要定期服务，费用在1500—3000元之间。这对收入尚可的家庭来说还能承受，但对广大三四线城市和农村老人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就这种陪伴角色扮演的精细程度而言，其远超普通服务业，让边界很难划清。

    一位从事陪伴服务的年轻人透露，平台对他们的培训不只是如何照顾老人，“更多的是如何扮演好‘子女’这个角色。他们教我们要记住每位老人的喜好，要主动关心他们的身体状况，要在节日发问候。甚至连称呼都有讲究——不能叫‘您’，要叫‘奶奶’‘爷爷’，显得亲近。”

    有的老人会要求服务者陪自己吃饭，边吃边聊家常。有的老人会给服务者做饭，就像对待真正的子女。还有的老人会在服务时间结束后，偷偷多塞给服务者一些钱，说“路上买点吃的”。

    李雷说起一个委托单，老人年轻时曾是某地商界的风云人物，随着妻子离世与子女相继出国，无奈住进养老院。无论多么耐心陪伴，他清楚自己的角色还是和真正的亲人不一样。

    更复杂的是，“雇人尽孝”带来的陪伴困境。有媒体报道指出，一些老人的子女在为父母购买陪伴服务后，反而减少了回家的频率，认为既然有专业的人在照顾，自己就不必那么频繁地回去了。

    一位陪伴服务者小王说：“最让我难受的，是有些老人会问我，‘你觉得我儿子是不是不要我了？’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能陪他们去医院，能陪他们聊天，但我没法替代他们的子女。我只是一个临时演员，演完就走了。”

    “我们是在解决问题，还是在让子女更心安理得地缺席？”一位从业者感慨。

    老人需要的是长久的、真实的情感连接，但市场提供的是短暂的、表演性的服务。

    来自广东的苏女士坦言，2025年父亲生病住院，她在外地无法抽身，请了“共享儿女”陪诊，但父母一直拒绝。她跟他们说，是自己的朋友来帮忙，父母才勉强接受。

    曾有媒体报道过一个案例：一位独居老人与固定陪护相处近一年，关系很好，但当陪护因个人原因离职后，老人情绪崩溃。心理医生分析，老人已对陪护产生真实情感依赖，把对方当成了自己的子女，这种关系突然断裂，对老人造成了二次伤害。

    走得太近也不妥。来自江苏的小姜曾在某平台兼职做了3年“共享儿女”，却因为一个快递失去了客户。“我曾陪一位阿姨办过签证，后来给她寄了一次特产，阿姨的女儿认为我跟老人‘走得太近’，不仅把我拉黑，还找到平台投诉我。”

    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和社区日益重视这个问题，试图让服务边界清晰，使老人获得的是能力提升，而不是情感依赖。

    不再靠“演”

    如何用权责划定让“共享儿女”走得更远？

    目前，“共享儿女”的信任建立难、服务边界模糊，是这一模式面临的现实困境。赵梦晗指出，“共享儿女”“社区儿女”模式在名称上借用“儿女”这一家庭伦理称谓，容易将复杂的代际关系与服务关系相混杂，模糊养老服务的权责边界。

    这种模糊的边界带来了风险。“目前，‘社区儿女’和老人的服务关系还没有明晰的法律界定，万一发生纠纷确实存在一定风险。”石家庄爱巢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红雨说，如果上门服务的工作人员一直佩戴记录仪，又涉及泄露老人隐私，让从业者陷入两难。

    社交媒体上关于“共享儿女”的舆论两极分化严重。支持者认为这是市场的必然选择，迎合了社会需求；另一部分网友则表达了强烈担忧，认为存在较大安全风险。

    李雷对此心情矛盾。一方面，他认为越来越多人愿意从事这个行业是好事；但另一方面，他担心“有不法分子打着‘共享儿女’的幌子，对辨别能力低的老人行不法之事”。他坦言，团队目前期望能够引起当地政府或公安部门的关注，办理备案，确保业务在透明、合规的框架下运行，为客户多提供一层官方的安全保障。“老人情感上的脆弱性，恰恰为别有用心之人提供了可乘之机。‘共享儿女’服务目前还没有相关标准和准入门槛，仅靠从业者自律远远不够。”

    专家表示，在传统家庭养老功能持续弱化的当下，此类互助养老模式能成为居家养老的一种补充，但应明确法律关系和权责边界，强化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制定统一的行业服务规范。赵梦晗建议，采取固定结对等模式确保服务衔接顺畅，减少老人的适应成本；由国家或地方层面制定统一的服务规范与培训标准，明确服务内容、频次和质量要求，提高职业人才的综合素养，建立明确的晋升通道，通过设立行业荣誉等激励举措，提升养老服务行业的职业认同感和吸引力。

    “共享儿女”用善意和专长为老年人提供帮助，填补了老龄化社会供需错配之下的空白，但要真正走远，仍需制度护航，让温情服务不再只是“临时演员”，而成为养老服务体系中有章可循、有人可依的坚实一环。

    （综合《工人日报》《法治日报》、金羊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