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暑假，一段“上海小学生贵州下乡”的视频引发热议。少年出发前扬言“干农活怕什么？干什么也不想学习”，经过10天拔草、摘豆角的历练，他被晒得黝黑，由衷感慨：“农民伯伯种粮食太不容易了。回去以后，我要珍惜现在的生活，好好读书！”

    与此同时，浙江义乌一名父亲带着14岁的儿子三伏天体验送外卖——孩子说学习不好“大不了去送外卖”，父亲便让孩子独立负责接单、路线与开销。近一个月的体验，虽然没有等来“吃顿苦就爱上读书”的反转，却意外修复了亲子关系：儿子懂得了生活不易，父亲意识到应“少一些唠叨，多一些陪伴”。

    这些鲜活场景共同指向一个时代命题：今天，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劳动教育？当劳动课表进入每一所学校，它真的“动”起来了吗？

    现 象

    劳动教育火热，“知行不一”情况突出

    为了让更多孩子爱上劳动，不少学校在暑期布置了形式多样的劳动作业：低年级孩子择菜、洗碗、做手工；中高年级独立完成一道菜、打造阳台菜园；有的学校还组织学生跟随环卫工清扫街道、去养老院陪伴老人。

    事实上，自2020年国家将劳动教育纳入中小学必修课程以来，劳动教育便被赋予新使命。在浙江，全省构建了“1+1+3”政策体系，修订了16册省级劳动教材，每周不少于1课时劳动必修课、1份“日常生活劳动清单”、每年1个劳动周已成为统一动作。上个月，浙江省首届中小学生劳动技能展示活动现场，197名学生同台“炫技”，蒸笼升腾烟火气，木工坊飘出刨花香，编织区彩线翻飞。

    然而，热闹的技能展示之外，劳动教育正面临“知行不一”的协同困境。并非所有的劳动作业都能落到实处。北京市初一学生小王收到一份利用蘑菇生成“孢子印”并创作一幅画的作业，他试了好几次都没能留下清晰印记，妈妈觉得孩子尽力了，便让孩子交上不完美的作品，老师却反馈“不合格，必须有完整印子”，无奈之下姚女士只好买了一幅现成的孢子画替孩子交差。还有家长反映，学校要求孩子暑期到社区报到参加劳动实践，居委会没有合适安排，孩子只能在活动室自习，临走时工作人员直接盖章了事。

    这种“纸上谈兵”在课堂上也屡见不鲜。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教育学院调研员汪湖瑛发现，有的学校因为卫生、材料准备等问题，劳动课《我们一起包粽子》变成老师讲了一节课的历史，动手操作沦为家庭打卡作业。当实践环节被不断压缩，这门旨在“出力流汗”的课程，便面临“纸上谈兵”的风险。

    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班建武认为，很多劳动作业难以落到实处，是因为学校、家庭、社会各方沟通不够、资源协调不足，“系统性、专业性的劳动教育协同育人机制尚未真正形成”。现实中，家校社三方往往“孤军作战”“点到为止”。

    问 题

    劳动教育为何陷入“纸上谈兵”？

    “纸上谈兵”式完成任务，背后是“师资力量、课程设置、评价体系”三重结构性难题。

    谁来教？浙江一位教育局工作人员透露：“全区30多所中小学，专职劳动教师仅6位，其中还有几位是从主课老师位置上‘退’下来的。”全国仅少数院校培养中小学劳育师资，劳动教师存在结构性缺编。而承担大部分教学任务的兼职教师，则陷入“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拉扯。一位身兼语文教学和劳动教学的教师坦言：“主科教学、班主任工作已经耗尽精力，劳动课只能确保‘有’，却很难追求‘好’。”

    怎么教？根据要求，每所中小学至少要配建1个劳动实践教室，但浙江省教育学会劳动教育分会副会长章振乐指出：“对于劳动教育，1个教室体量远远不够。”上烹饪课、农耕课、手工课需要不同场地，市区学校场地有限，难以满足需求。为破局，不少学校盘活屋顶空间打造空中农场，或与校外基地合作研学，但经费投入和安全保障压力重重，各校开展程度差距越拉越大。更关键的是实践深度欠缺——“有的学校让学生在花盆里种几棵小苗、在教室里擦一次桌子，就认为完成了‘劳动教育’”，章振乐说，如果学生从未经历完整劳动过程，难以感受劳动的系统性与关联性。

    如何评？浙江省衢州市教育局工作人员表示，劳动教育兼具实践性与创造性，无法用统一标准评判优劣，教师考评由学校负责，“就要看学校对劳动教育的重视程度”。一位校长坦言，学校对劳动老师缺乏有效的考评激励机制，很难要求教师投入大量精力创新课程。部分地区家校社协同评价体系尚未建立，家庭劳动清单存在“家长代劳”或“朋友圈打卡”现象，无法衡量学生劳动观念与精神的真实成长。

    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殷飞指出，部分学校将劳动教育简化为卫生值日或“秀场”式活动，部分家长轻视劳动甚至替孩子代劳，社会上则存在“不劳动才是幸福”等错误观念。这些认知偏差，使得劳动教育在“表演”与“真实”间徘徊。

    展 望

    持续完善素养评价体系

    如何让劳动教育从“纸上谈兵”走向“入脑入心”？各地的实践者正以问题为导向探索破局之路。

    凝聚共识，重塑劳动教育观念。劳动教育的价值，不仅关乎技能习得，更在于劳动价值观的塑造，与孩子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密不可分。当前部分孩子出现的“躺平”“拒学”等现象，正是劳动教育缺失的折射。江苏省常州市颁布《常州市劳动教育促进条例》，构建以家庭为基础、学校为主导、政府统筹推动、社会协同支持的工作格局，钟楼区组建由19个部门组成的协同育人领导小组。这正是以法治和机制为纽带凝聚共识的有力举措。

    互联互通，构建资源共享平台。在杭州市富阳区，劳动课与二十四节气深度绑定，学生经历从种下一粒豆到收获一捧豆的完整周期。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泽雅纸山研学劳动基地等一批基地令人耳目一新，“五瓯”课程群将劳动教育贯穿学生衣食住行始终。四川成都东坡小学打造贯穿课堂、校园、家庭、社区的四级劳动实践阵地，学生从观察育苗到居家烹煮、社区研学，完整体验粮食从田间到餐桌的全过程。在破解“师资荒”方面，杭州上城区组织老师们到企业、博物馆直观感受劳动技能，工人文化宫、胡庆余堂等场所的手艺人也成为学校劳动导师，师资队伍正从“一个人的战斗”走向“一群人的协同”。

    立好标准，完善素养评价体系。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构建清单式评价体系，探索“一袋一单”表现性评价、劳动绘本评价、劳动实践作品评价及大数据画像评价。浙江嘉兴市积极探索小学生劳动素养“分项等级”评价。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综合部主任管光海总结：“当评价关注的是孩子的独立性、责任感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时，家长自然会看到其对孩子成长的长远价值。”在“教联体”框架下，学校应牵头制定涵盖校内技能、家庭劳动、社会服务的多维评价标准；有条件的地方可打造数字化评价工具，形成全过程成长档案，借助AI生成个性化劳动素养画像。常州市教育局副局长俞群祥表示，下一步将完善小初高一体化评价体系，融合数字技术开展过程监测，定期发布劳动素养监测报告。

    值得注意的是，真正的劳动教育应避免沦为“吃苦教育”。义乌父亲的沉浸式陪伴之所以能打动孩子，关键就在于“同行者”角色而非居高临下的说教。同样，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的劳动课教师夏建筠介绍，学生在课堂上做折扇时成品虽不算精致，但在过程中主动拆解探究结构、尝试改良方法，“这种自主探究、解决问题的品质，比一个完美的成果更重要”。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公园路小学语文教师胡彦斌表示，劳动教育的核心育人价值在于“把知识‘种’进劳动里，让价值观在实践中生根”。

    在人工智能加速重构世界的今天，劳动教育的独特价值愈发凸显。当知识获取日益便捷，亲身体验、动手创造、在复杂情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成为人区别于机器的核心特质。浙江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学生在真实、完整、有挑战的劳动任务中身体力行时，德行的涵养、智识的运用、体魄的锤炼、美感的孕育便自然发生。

    走出误区，关键在于回归“育人”本质。章振乐表示：“劳动教育的核心就是实现‘知行合一’。”当家庭、学校、社会三方在育人目标上达成共识，在资源上实现共享，在评价上形成闭环，劳动教育便能超越一时热闹，在学生心中留下可持续的成长印记——让更多青少年在泥土中扎根、在汗水中成长，真正收获受益终身的劳动素养与精神财富。

    （综合《光明日报》《浙江日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