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元举报500次、1200元包下架、28.8元拜师学“打号”……短视频平台的举报权正被做成明码标价的生意。新京报记者的暗访调查，把这桩生意的门道摊在了阳光下：有人捏造事实、伪造材料批量举报，专挑创作者下手，敲诈“保护费”；有人收钱替品牌方“平事”，靠打压对手牟利；还有人招收学徒、传授话术，让恶意举报变成可以复制扩张的“手艺活”。

    编辑点评

    针对平台内容的恶意举报，真正杀伤力在于，不挑内容对错，只挑下手对象；不看证据真伪，只看材料够不够“唬人”。而且举报与申诉成本严重不对等。恶意举报者往往借助AI伪造材料，利用平台漏洞快速下架合规内容，作案成本低。而被举报的创作者申诉时要填复杂表格、提交身份证件、反复补充材料，等来的往往是“不予解封”。更荒谬的是，有博主申诉时被要求提供“投诉人的授权”，如果连投诉人是谁都不知道，谈何授权？

    平台自己退居幕后，是在当“甩手掌柜”。这种先下架、后复核的审核逻辑，在客观上为黑产提供了便利。平台仅凭投诉便仓促下架视频，实属草率。更严重的是，恶意举报者研究AI规则、迭代话术、伪造材料的速度，甚至跑在了审核机制更新的前面。AI无法识别举报材料是否为伪造，无法核验投诉人与被举报内容是否存在真实利害关系，这给恶意举报者留下了可乘之机。

    举报权本是平台赋予用户的公共治理工具，不能沦为明码标价的商品。谁把举报玩成生意，谁就该承担相应责任。平台需要升级审核机制，让AI初审与人工复核并重，对存疑举报增设人工复核环节；畅通申诉渠道，别让创作者为莫须有的投诉耗尽心力。监管部门也应顺藤摸瓜、露头就打，斩断接单、收徒、牟利的黑产链条。唯有让违法成本真正高起来，让恶意举报者付出足够大的代价，举报投诉才能回归保护合法权益的初衷。（常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