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曾于承天寺夜游，望月而叹：“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月色竹影亘古常在，变的从来都是看月的人。读肖克凡的《父亲和雕像》，我也生出这般慨叹——华北电机厂没了，大烟囱改成了“通天塔”，露天材料场变为金环花园的中央绿地，可那群老工人心里头的“闲情”与“记性”，倒比我们这些惯看时代繁华的人，还要绵密得多、结实得多。

    小说起笔平淡：80后“剩男”李秀柱半夜被一通电话惊醒，父亲李玉福，人称“骆驼李”的高级电焊工，正躺在三甲医院里——肺上生瘤，预后不良。儿子劝父亲转院，盼着高科技时代的“伽马刀”能扭转乾坤，老爷子却猛地记起一桩旧账：当年厂里的伽马射线探伤仪，检测过援巴基斯坦机组的68道焊口，后来折旧报损，被“埋进”了工厂后墙外的荒地，而那荒地，如今正被金环花园住户踩在脚底板下。于是，“治疗肺癌”与“挖探伤仪”两条线相互交织，儿子往医院跑，父亲往地底盯，一老一少，像极了车间里接了同一张施工单的两代焊工。

    肖克凡深谙“写人即是树魂”的小说创作之理，通过语言、心理、神态等细腻刻画，在鲜明对比与有力衬托中，将李玉福、李秀柱父子及一众配角写得生动鲜活、立体丰满。李玉福素来少言寡语，“为人处世遵循吃亏常在的人生哲学”，可一旦开口，却句句自带弧光，很有趣味。他对工厂贡献极大，却拒绝参评劳模，即使听说地下可能埋着射线源，他肺癌都不治了，仍悉数掏出岳父留下的4万块钱，要儿子立军令状挖地三尺：“不能把祸害埋在地里，跟不能把肉埋在饭里是一个理儿。”

    而李秀柱呢？技校毕业接了父亲的焊钳，工厂散了伙，他跳进广告公司写文案，相亲每回“一轮游”，被工友以绰号“孙子”叫了半生，而为了给父治病，了其心愿，又毅然辞了职。他起初不懂父亲，以为老爷子病得糊涂，可循着两张图纸在小区绿地里鸟瞰、透视、来回穿越，听着杜玉雯拍着大腿说“你妈做饭寡淡”，刘大辩举着小铁铲嚷嚷“射线伤人”，老朱与小厉披着野营服冒出“工业文物”的由头……他忽然就懂了：父亲较真的，不是一台锈蚀废弃的机器，而是“我是华北电机厂的儿子”这10个字，沉甸甸地压在胸口。让人长舒一口气的是，伽马射线探伤仪被埋藏的说法只是谣言，它当时正陈列于市近代工业博物馆呢。老爷子的4万元，便拟将那尊烂尾的汉白玉雕像修缮完工——你看，爷儿俩陪着雕像站成了“品”字形，李玉福自言“石头工人特别长久，兴许人家也有记性呢”，李秀柱闻言不由鼻子一酸。或许，焊钳没能传下来，可那点“宁可信其有”的憨直、那般“事情总得有人了结”的执拗，到底是传下来了。

    小说中的几组物件，作者肖克凡摆得极巧：治病的“伽马刀”与埋祸的“伽马射线探伤仪”，一救一伤，同源不同命；母亲留下的手写家庭菜谱，李秀柱照着做，父亲起初死活不吃外餐，后来忽然请杜玉雯吃医院48元钱一套的盒饭，等于从亡妻的味觉里探出头，喘了口活人的气。还有那张乙巳年邱满孙收古董的泛黄收据，宋桂池厂长从东莞打来电话又不肯自报家门，崔凤歧书记临去新加坡前那顿烤馍片就番茄汤的饯行饭……皆是寻常物事，搁在国企大厂散伙后的年月里，便都成了会说话的难忘记忆。

    毋庸讳言，时下的工业题材作品，常会铺陈“新旧对立”的悲歌，把老工人写成被时代甩下车的可怜人。肖克凡却不，他让李玉福在病房里跟儿子抬杠，在绿地里跟刘大辩对喷，请客、掏钱、念纸条、认外号，一个“哑骆驼”忽而成了话匣子，忽而又变作老财迷，人情味儿扑面，全无僵化的刻板印象。正如书中所言：“工厂没了，可工人没散；地皮卖了，可记性没埋。”雕像本是无情物，立在那儿栉风沐雨，但当它站在原宏达电器厂、原华北电机厂、今金环花园的重叠处，便既是荣光的凝固，也是执着的证人——它不开口，却替那群“宁可自己吃亏、不肯公家受损”的人，记着一笔又一笔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