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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办酒”乱象的思考——
如何刹住“人情消费”的疯狂节奏
本报记者 杨文娟 漆世平
家住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河湾村的潘筠老两口最近很苦恼，在省城帮女儿带了三年的孩子后回到心心念念的老家，却发现这个地方老两口已经“住不起”了——短短两个月的时间，老两口被邀请参加了不下十次酒宴，送出去近两千元的“份子钱”。对于每月退休工资加起来才两千多元的夫妻俩来说，这笔开销实在太大，“每天电话铃一响就担心是请‘吃酒’的。真想躲到城里去啊！”潘筠对记者感叹道。
婚丧嫁娶、礼尚往来，本是民俗。然而在部分农村地区，随着酒宴名目越来越多，大操大办、相互攀比、铺张浪费等不良风气盛行，让一些农村群众苦不堪言，却又不得不随波逐流。 “办酒”花样层出不穷 部分群众负担沉重 “这个春节，光送礼金我就花出去两千多元，加上平时村前村后的红白事，左邻右舍各种名目的酒席。一年下来，至少要花掉八九千元……”家住四川宜宾县的开才说。开才是当地的盖瓦匠，一年中有半年时间都在帮人盖房子，工钱加上国家的低保补贴，年收入仅两万余元。 红事白事、寿诞庆礼、升学参军要办酒，病人出院要办“康复酒”，妇女怀孕要办“保胎酒”、学生考试前要办“预祝酒”……近年来，一些地方“办酒”花样层出不穷，“份子钱”更是水涨船高。 “我们曾经做过一项调查，发现一些家庭礼金年支出能占到全年收入的70%以上，个别家庭甚至因此而债台高筑。”陕西省铜川县耀州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马军战表示，近几年，随着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和农民收入的不断提高，人情应酬在当前巨变的社会背景下渐渐发生“异化”，严重影响到一些农村群众的正常生活。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农村办一场酒席的礼金收入少则几万元，多则十几二十万元。而一些地方“办酒”已经成为一种恶性循环：送过礼的人为了能“捞回”礼金，总会想办法找各种名目“办酒”。在六枝特区，有的家庭为了能“回款”，一年能摆两三次酒席。 多地出台“治酒令” 能否刹住泛滥的“办酒风” 目前，针对“办酒风”泛滥的现象，多地出台了“治酒令”。有的地方规定，除了红白事之外，不得以任何理由“办酒”，尤其对党员干部等公职人员更是予以严格规范；还有的地方则组建了红白理事会，推行酒席申报备案制度，对红白喜事的办事程序、办席标准等进行了详细规定。 比如，陕西安康旬阳县通过召开村民会议，专题讨论修订完善了村规民约，其中约定了除婚嫁外，其它事项不得置办酒席的条款，而人情随礼直系亲属最高不超过两百元，普通朋友不超过一百元；陕西铜川县耀州区则在全区178个村成立了红白理事会，规定各村的办席标准基本控制在40桌以下，每桌标准不超过三百元。 在曾经流行“辛苦一年一万三，回家办酒荷包干”这句话的贵州安顺市，除了出台“酒席新规”，还组建了“酒席文明”宣传队、互助队、纠风队、巡查队，通过群众互相监督遏制当地酒席操办的攀比浪费之风。 “治酒令”的出台，确实在一些地方取得了成效。耀州区杨河村村民杨增荣告诉记者：“自从村里成立了红白理事会，酒席少了，我们的压力也小了！” 1月29日，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王岘镇崖渠水村崖渠水社社长刘国栋在办理父亲的丧事时，按照村里红白理事会的章程，酒席只准备了简单的八菜一汤，烟的单价不超过18元，酒的单价不超过八十元，办下来一共花了不到六千元。 但与此同时，记者也在采访中发现，“治酒令”在不同地区、不同群体间的效果参差不齐。有的地方党员干部管住了，但普通群众“办酒”之风依旧盛行；有的地方“治酒”只是“一阵风”，由于缺乏持续的行之有效的措施，大操大办之风依旧。 “治酒”重在长效 移风易俗还须“走心” “人情”自古有之，传统乡村社会中，它是维系社会生活的基本手段。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桂华认为，当前人情习俗之变，一是缘于传统乡村社会关系趋于解体，农民的日常交往范围扩大；二是随着农民的收入变得多元，乡村社会内部出现一定程度的分化，金钱物质因素在人际交往中的作用变大。农民“离开人情礼金很难谈感情”的怪现象便由此产生。 刹住农村疯狂“办酒风”，重在推动移风易俗，引领乡风文明。 2016年11月28日，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召开了“推动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乡风”电视电话会议。随后，各地积极行动，把移风易俗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发动乡贤、订立村规民约、激活乡村自治机制等，深化文明素质教育，推动乡风民风美起来。 山东省启动乡村文明行动新一轮五年计划，聚焦移风易俗营造文明和谐乡风。河北省运用新闻宣传、文艺宣传、社会宣传等多种形式，引导农村居民自觉除陋习、树新风。在四川南充，村规家训成为了激发群众崇德向善、见贤思齐和移风易俗的有效载体。 陕西省文明委强力推动的“美丽乡村·文明家园”建设工程，是引导农村移风易俗的有效尝试。作为陕西省首批“美丽乡村·文明家园”重点示范区县、移风易俗试点单位，耀州区整治农村“办酒风”、移风易俗从“走心”开始：在全区所有村落打造乡风文明一条街，组织村民共同制定乡规民约，定期举办道德讲堂开展文化活动，请乡贤做示范，村里的大喇叭每天传递文明新风……在文明氛围的萦绕下，当地农村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厚养薄葬的文明新风正在形成。 “移风易俗要靠细致入微的思想引导。只有让村民的思想观念得到改变，从内心里真正认同和自觉遵守，滥办酒席的风气才能得到真正遏制，良好乡风才能最终形成。”马军战告诉记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