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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博经济发展路在何方？
曾璇 丰西西 黄宙辉 邓琼
90万支故宫口红，供不应求；5136家博物馆，每年进馆参观人数近10亿人次；2500多家博物馆围绕自己的馆藏产品进行IP开发，但盈利的占比不足1%…… 各大博物馆都挺能卖货，但怎么卖的多是书签、抱枕、钥匙扣？博物馆文创的独创性、差异性和生命力在哪里？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故宫文创活化路 2017年故宫文创销售收入15亿元，这个数字对于那些习惯于依赖门票收入的文博单位而言，确实令人惊羡。 从2013年开始，故宫淘宝以颠覆性的“卖萌”开始，再到《我在故宫修文物》等一系列纪录片火爆，故宫在公众认知里，不再是端着的皇家气派和板着脸的严肃形象，而是开放、轻盈、时尚、年轻的颠覆性形象。 其实，故宫文创并非一开始就这样思路清晰。 故宫博物院总策展人王亚民曾任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多年，他在接受媒体专访时介绍，故宫文创也历经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直到2017年，故宫文创才进入主题开发阶段。 比如，“故宫中国节”项目，立足于中国传统节日，结合故宫丰厚的年节文化，通过多种形式和载体，让人们触发对中国传统节日的记忆。“紫禁城过大年”、刷屏的“上元节灯会”等，都是在这样的思路下策划出来的。 据介绍，故宫博物院现有三个部门参与文化创意及文创产品的开发，从自身组织架构上保障了故宫文创的发展。截至目前，已累计研发文创产品超过一万种，逐渐有了自身鲜明特色和风格，形成了多元化的故宫文创产品系列。而与腾讯等在文创方面的深度合作，则大大拓展了传统文创的“纪念品买卖”的边界，将触角延伸到了音乐、视频等内容创意和游戏、人工智能等科技创新的领域。 故宫的模式能复制吗？ 中国有5000多家博物馆，可只有一个故宫。故宫文创能复制吗？对此，绝大部分业内人士认为：可以参考，无从复制。 有博物馆馆长指出，最该学习的，是故宫在顶层设计上的系统性思维和战略性思维。对于其他博物馆而言，最难以学习和借鉴的是，故宫不断强化的，是故宫本身这个超级大IP。 此外，作为公益二类事业单位、差额拨款单位，故宫一年有54%是国家拨款，在确保实现公益目标前提下，可依法开展相关的经营活动，剩余46%的经费，就要通过市场化的运营实现商业化变现。通过创收填补空缺，这是故宫做文创的原动力之一。 反观各地国有博物馆，则多属于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很长一段时间，如何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经营收入又该归谁、如何吸引人才、建立合理的体制机制，这些问题始终困扰着他们的发展。 地方博物馆探索路 2016年可以看作是文博文创产业元年。这一年，故宫博物院以创新的思维、大胆的举措，将文创做成了“网红”。这一年，在故宫博物院的示范下，国内越来越多博物馆开始对“旅游纪念品销售”进行积极“再造”，带动了整个博物馆文创产业“井喷”发展。中国国家博物馆、苏州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四川博物院、河南博物院等数十家博物馆纷纷根据各自的馆藏进行文创开发，并相继上线了官方店铺。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发布的《中国旅游消费大数据报告2018》显示，2018年国庆重点博物馆消费人次同比增长28.1%。中国国家博物馆一年创意产品销售数量超过30万件。 2016年，对广东省博物馆也是关键的一年。当年，广东省博物馆列入全国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试点单位，文创产业也逐步找准了方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去年8月，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美术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等九家国家文物文创试点单位共同作为发起单位，成立了广东文创联盟，涵盖开发研究、设计、制造、销售、投融资等行业领域，下面地级市的博物馆如果没有设计生产能力，通过联盟可以迅速地找到文创研发团队。据介绍，“2018广东（珠海）文化创意设计大赛”部分大赛成果，当即就实现了转化对接。 激发文创开发的关键 各地博物馆进行文创开发时，都遇到了这样那样的难题。自从2016年国家相关政策出台，天津、广西、甘肃等地也陆续出台配套政策。 这些政策中，以北京的最为大胆。2018年6月5日，北京市发布《关于推动北京市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文化文物试点单位可从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取得的净收入中提取70%及以上奖励开发工作人员。 去年10月，新华社发布了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鼓励文物博物馆单位开发文化创意产品，其所得收入按规定纳入本单位预算统一管理，可用于公共服务、藏品征集、对符合规定的人员予以绩效奖励”。但是，各地的配套措施还有待出台。 “文博创意产品不仅具有商品属性，也具有文化属性和社会属性，能够兼具文物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还需要符合社会公众的期待。”国家博物馆馆长王春法表示：各地博物馆所办展览对历史文化的解读较地方化、碎片化，博物馆研究也较浅，而在传播方式上，有些博物馆娱乐化趋势较明显。 显然，要平衡公益与效益、文化与经济、高雅与卖萌，中国的文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