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目繁多的宴席、五花八门的礼金、节节攀升的彩礼……近年来，部分农村地区出现一种不好的风气，导致随礼返贫、因婚致贫屡见不鲜。热衷“穷讲究”，最终“讲究穷”。乡风异变不仅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违背，甚至成为农民小康路上的沉重负担。

    6月24日，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说，根据农业农村部驻村调查发现，当下农民消费第一支出为食品，很多农民第二支出是人情礼金，超过看病支出。韩俊提出，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天价彩礼、铺张浪费、婚丧大操大办等做法。

    业内专家认为，应充分发挥农村基层组织自治力量，辅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持之以恒，方能让好家风、新乡风由部分地区的小气候变成全社会共同遵循的大气候。

    礼金名目五花八门

    金额标准不断攀升

    据韩俊介绍，我国农村正处在一个大变革时代，1995年农村常住人口达到峰值是8.6亿人，去年农村常住人口只有5.6亿人，20多年来减少了3亿人。在这样一个大变革的过程中，各种思潮冲击交汇、传统的价值观念不断遭到冲击解构。现在农村在乡村文明方面存在很多突出的问题，一些地方红白喜事大操大办，攀比之风盛行。

    这样的问题对于张元（化名）来说，早已变成苦恼，甚至上升为家庭矛盾。

    出于各种考虑，在北京打工的张元今年春节没回皖北农村老家过年。但为了看望家中父母，他特意在春节前回去了一趟。

    “回去一趟，一万多元没了。”张元举起右手，伸出一个手指头。除了给父母5000元外，其他的钱全部随了人情。

    4个晚辈赶在春节前结婚，每人随礼2000元；其他乡亲结婚宴请，每家一两百元；有生孩子的、盖新房的、给老人祝寿的等，看亲戚关系远近，每家一两百元。

    同样为此苦恼的还有家住山东的王平（化名）。

    “从以前到现在，这些人情礼金已经从婚丧嫁娶、金榜题名等大喜事，演变到幼儿满月、小孩升学、住址搬迁等琐碎杂事。我听同事说，有的农村贫困地区，夫妻离婚、外出青年工作者异地买房等情况也在请客收礼。”王平说，他每年都要给父母一些钱用于人情礼金，今年已经给了父母8000元。

    不少受访者说，很多农村地区的人情礼俗消费以赠送礼金为主要形式，且金额标准逐渐攀升。

    不仅如此，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生产方式的转变，农民的人际关系和交往范围逐渐扩大，人情礼金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传统面子隐性作祟

    人情味蜕变人情债

    “乡村要有人情味，但是这些名目繁多的人情礼金让农民背上了沉重的人情债。”韩俊在会上介绍。

    既然日益攀升的人情消费已经让农民不堪重负，那么这一现象为何反而愈演愈烈？

    全国农村区域发展建设委员会秘书长、福建农林大学农村区域发展系主任刘飞翔说，很多人把人情礼金当成一种“面子文化”，面对人情往来时，有些贫困户也会拿出很大金额的礼金，而贫困户本身就是在经济上接受国家的赞助支持，“却又不得不用维持生活的钱去应对人情世故，被传统的面子所困扰”。

    王平曾请求父亲，有些宴请可选择不参加，但父亲认为“不去不行”因为“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再说，希望给你们后辈留个好人缘”。王平父亲这样的想法在农村很有代表性。

    “很多时候，这种人情礼金往来是在表达对他人的情感，增强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的情感。在农村，这一点更重要。礼金的一来一回，能够更好地塑造农村社会中融洽的社会关系网络。”王平说。

    “在这种情况下，人情礼金已经不再具有进步的文化意义了，反而变成家庭负担和社会负担，所以需要整顿。”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农村社会学会副会长朱启臻说。

    正因如此，韩俊提出，乡村振兴是全面的振兴，乡村是不是振兴，要看乡风好不好。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天价彩礼、铺张浪费、婚丧大操大办和有悖家庭伦理、社会公德的做法。

    发挥党员示范效应

    引导村民民主协商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全面推行移风易俗，整治农村婚丧大操大办、高额彩礼、铺张浪费、厚葬薄养等不良习俗。依靠群众因地制宜制定村规民约，提倡把喜事新办、丧事简办、弘扬孝道、尊老爱幼、扶残助残、和谐敦睦等内容纳入村规民约。

    韩俊分析称，《指导意见》里的政策导向非常清楚，分别从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价值核心价值观，实施乡村文明培育行动，发挥道德模范的引领作用，加强农村文化的引领等四个方面，对这项工作作出具体部署。

    但在刘飞翔看来，人情礼金在乡村熟人社会环境中，可以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直接严厉禁止、搞一刀切，在某种意义上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断裂。

    不过，韩俊也直言，要约束攀比炫富、铺张浪费行为，并非通过发文或开会就能解决。一些地方可在政府引导下，农民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制定村规民约，把一些约束性强的措施写入村规民约。有些地方建立了村庄红白理事会、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等，都是一些群众性的自治组织。通过以上措施，较好地解决了相应的问题。

    “针对人情礼金的约束，需要慢慢来，做好引导与宣传，让大家感觉到，这种攀比不是越高越好。攀比不是好现象，但也不要取缔它，有的地方可能就采用一刀切的办法。新事新办，移风易俗就是消灭陋习恶俗。还是应该通过创新教育宣传，让相关文明逐渐发生好的变化。”朱启臻说。（据《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