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谁家要是有个小院儿，那真是美好得像一首诗了。

    可谁的童年，又不是生活在一首诗里呢？

    儿时的小院儿，是爷爷奶奶家的老屋。那老屋是泥坯的房子，凹凸不平的墙壁上肉眼可见用来和泥的麦糠，麦糠的形状像是缩小了的荷瓣。屋顶上覆的也是麦草，大人们会在雨季将至的时候爬上屋顶，用新麦草为屋顶加固。那些麦草被拢得整整齐齐的，角度优美而又一致，阻隔了雨水的潮湿。冬天下过雪后，一根根冰凌挂在老院儿的屋檐下，是属于冬天的独有的风景。

    小院儿的甬道上铺了青砖，甬道的一旁，有一个尖顶的圆仓囤，囤里储藏着用麻袋装起来的玉米和瓜干，还储藏有用蛇皮袋装起来的小麦。奶奶总是在除夕之夜用白面做一只寿虫，它会在仓囤里放置上很长很长的时间，一直到风干，纹裂。奶奶说，有了寿虫的护佑，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记忆中，家里的大门很少关上，除了夜晚，它一直都是敞开的。家里养了多年的那条黄狗已颇通人性，傍晚时，它会出门遛一圈儿，回来后便卧在院子里，和爷爷一起看夕阳西沉。

    南墙根儿的柿子树，枝干早就伸出了墙外。西墙根儿的枣树，也快要高过墙头。奶奶在影壁的北墙根种了葫芦藤，绿色的秧蔓爬满了半个墙面，结出的葫芦有大有小，或挂在墙上，或匍匐在墙脚。小的葫芦肉质很嫩，奶奶摘下来给我们做菜。刮了皮，切了块，再以小锅用柴禾火那么一炖，胖嘟嘟白嫩嫩，软糯糯香喷喷，像是炒了肥肉膘。老了的葫芦呢，奶奶将它们放进大锅里煮熟，然后用锯拉开，再掏净里面的籽儿，两只大瓢便成型了。大葫芦做成大瓢，小葫芦做成小瓢，那时候谁家的水缸里，不是漂着一两只瓢呢？

    东墙根下，那棵粗大的梧桐开花了。花开得一枝一枝的，像是藕色的喇叭。梧桐花的香有些特别，蕊心里的花粉，也带着几分粘腻。这些花是什么时候开的，又是怎样一朵一朵地飘下来的，我是全不记得了，反正，它们散漫地铺了一地，微风一吹，小院便暖熏熏的，甜了五月的空气。

    那时候的天空，多蓝啊！我坐在小小的院子里，看着树上或地上的梧桐花，一颗小小少年的心，也像那飘落的梧桐花一般，吹着风，打了卷儿。

    堂屋门口的墙上挂了几串红红的辣椒，还有几辫白白的大蒜，那都是自家菜园里种的。炒菜的时候，奶奶会踮着小脚走过去，扽几个辣椒，再扽几头大蒜。辣椒切丝儿，大蒜切片儿，奶奶将它们用菜刀一收，放进油里炝锅，“滋啦”一声，香飘四溢。

    还有井台一边的咸菜瓮，里面腌着的辣疙瘩好像永远都吃不完。那时候少有大鱼大肉，顿顿都不会缺席的，大概就是那个咸菜碗了。

    梧桐花落尽，天更暖了。待到盛夏，我们会在院子里吃晚饭，奶奶早早地便在院子里洒上水，既可以降温，又可以压住灰尘。吃晚饭前，奶奶拿起笤帚，说：“打扫打扫天井，晚上咱在这里吃饭。”我和姐姐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了，赶紧帮奶奶打扫院子，然后姐姐摆下饭桌，我放好板凳。奶奶炒了扁豆，用蒜拌了茄子，还用玉米面儿熬了一锅稠稠的粥。父亲端起粗瓷的大碗，轻轻地转动碗沿儿，“呲溜呲溜”地将粥喝得有声有味。

    西墙根下，一窝小兔子刚刚出生，它们在灯影里窸窣有声。母亲将它们精心地饲养，指望它们变成我们姐弟念书的学费，过年的新衣。

    鸡窝也在旁边。鸡上宿通常很早，它们都收紧了羽毛，相互拥挤着安歇。每隔几天，奶奶就会在鸡窝里拾出几个热乎乎的鸡蛋。奶奶将它们藏在菜橱的抽屉里，经常用手指一个一个拨拉着用心点数。我生病咳嗽的时候，她会从灶台一角的陶罐里舀出一勺白糖，再从抽屉里摸出一个鸡蛋，为我冲一碗蛋茶喝。村里有女人生孩子坐月子，奶奶也会拉开抽屉，用自己的大襟褂子兜上一兜鸡蛋，然后踮着小脚送到门上探望。

    院里还有一架葡萄藤，藤蔓很粗，缠缠连连，结出来的紫葡萄，一穗一穗的，沉甸甸地吊在架子下面。奶奶说：“七月初七，牛郎织女要在鹊桥相会，那个时候要是躲在葡萄架下，就能听到牛郎织女的悄悄话……”奶奶的话让我的内心充满了窥密的渴望，但直到那个小院儿变成了遥远的童话，我也没有鼓起勇气走到葡萄架下偷听牛郎织女的情话。

    一入高楼深似海。隔了地气，也少了人气，我甚至觉得自己已经严重缺氧。

    时不时的，我会对先生说：“等咱们再买房子的时候，一定要买个带院儿的。”

    先生笑了笑，我明白，那些带院儿的楼房，全都价格不菲。

    岁月长，衣衫薄。回首再看，贫瘠的儿时却原来是如此青山绿水，美好自然。

    那个老去了的小院儿，在我一次次的找寻与回望中，紧闭柴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