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敦煌的女儿樊锦诗
——读《我心归处是敦煌》
李风玲
樊锦诗出生于1938年，浙江杭州人。她生于北京，长于上海，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63年毕业后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至今。 从1963年到2020年，这漫长的50多年时间里，樊锦诗一直守护在敦煌。她本是备受宠爱的江南闺秀，父亲樊际麟毕业于清华大学，是一位工程师。他给自己的女儿取名为“诗”，是希望女儿饱读诗书。樊锦诗幼年病弱，甚至还差点病死于小儿麻痹。所以，当得知女儿被分配去敦煌时，父亲甚至还给领导写了一封信，想要说明女儿的身体状况并不适合去那里。但樊锦诗并没有将这封信上交，而是服从分配去了敦煌。 《我心归处是敦煌》一书，最打动我的，就是真实。樊锦诗说：“实话实说，我当时也并不想去敦煌。” 尽管已经在敦煌守护了50多年，但樊锦诗从来就没有高谈阔论地说过一句话，从最初的服从分配，到后来的人到中年，她其实也想过要离开。因为大漠孤烟，实在太过荒凉；因为夫妻分居两地，实在太多不便；因为地处偏远，耽搁了孩子的教育。但是，每当有了可以离开的机会时，樊锦诗都会经历一番不舍和挣扎，而每次挣扎过后，她还是选择了留下来。 也许，樊锦诗就是属于敦煌的。尽管条件异常艰苦，但是她却诗意地说道：“那些菩萨的表情，温柔而又亲切，就像是一位美好而又纯真的少女，梳着双髻，秀眉连鬓，微微颔首，姿态妩媚，面颊丰腴，双目似看非看，嘴角似笑非笑。圆领无袖的纱衣，在肩部自然回绕下垂，纱衣上的彩绘花朵，色彩依旧鲜亮如新，一朵朵点缀在具有丝绸般质感的衣裙上……” 在樊锦诗的眼里，那些密集的洞窟就像成百上千双眼睛，每一双眼睛里都充满了沧桑和神秘。她说：“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类艺术和文化的宝库，我倾注一生的时间也未必能穷尽它的谜底。” 她确实是为此倾注了一生的时间。1962年分配。1967年结婚。1968年，樊锦诗在敦煌大漠生下了自己的大儿子彭予民。1986年，她的丈夫彭金章也来到了大漠。从此，他们的根，在敦煌大漠里越扎越深，他们已经与敦煌密不可分。她说：“经过了与莫高窟的朝暮相处，我已经感觉到自己是生长在敦煌这棵大树上的枝条。离开敦煌，就好像自己在精神上被连根砍断，就好像要和大地分离。我离不开敦煌，敦煌也需要我。” 此生命定，樊锦诗就是莫高窟的守护人。她也的确守护了敦煌，守护了莫高窟。 由于历史的原因，莫高窟中有很多艺术精华流失海外。过去曾有一种说法：“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但是，热爱敦煌的中国学者一直都没有停止过保护敦煌和探索敦煌的脚步。从陈寅恪到向达，从常书鸿到段文杰，再到樊锦诗，敦煌学的研究中心早就在一代代敦煌人的努力中回到了中国，回到了敦煌研究院。樊锦诗说：“我们从来就没有失去敦煌，因为莫高窟在我们这里。他们能搬走藏经洞的经卷和文书，但是他们搬不走莫高窟！” 从保护敦煌不被商业化地捆绑上市，到敦煌的世界文化遗产申报成功，再到后来实现数字敦煌，樊锦诗倾尽了全力。到今天，当我在敦煌官网上打开一页页洞窟的图像，不禁要被画面的美轮美奂震撼到热泪盈眶！数字敦煌，真的是樊锦诗对于敦煌实现永久保护、永续利用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多少年来，樊锦诗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进洞调查、记录、研究，她习惯了洞窟里的黑暗，她享受着清晨照入洞窟的第一缕朝阳。她看着壁画上画像的泛出微笑，她看着洞窟前的白杨长出了春天的第一片叶子,只要进了洞窟，她就什么烦心事都没有了，她的心，就踏实了。 舍半生，给茫茫大漠，从未名湖到莫高窟，守住前辈的火，开辟明天的路。半个世纪的风沙，一场文化的苦旅。樊锦诗，她将一腔的热爱都奉献给了莫高窟，她，就是敦煌的女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