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这个称呼

晓蔚

 

    我怀念“同志”这个称呼。

    “同志”是志趣相同、志同道合之意，意味着志向相同、精神相通、地位相等、情感相亲。“同志”一词古已有之，在古代，同志与先生、长者、君等词的涵义一样，都是朋友之间的称呼。春秋时期，左丘明在《国语·晋语四》中对同志一词作了解释:“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后汉书·刘陶传》曰:“所与交友，必也同志。”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积极分子经常各地奔走，组织联络，书信来往之间还找不到一个恰当的称号。先生？足下？都有些老套，有隔阂，不能表达受新思想熏陶的新一代人的心声、友情和激情。思前想后，“同志”脱口而出，这不就是新称呼吗？简洁意明又颇有来历，多好啊。既承和了古人语出必有出处的习惯，也表达了革命者之间的信念。孙中山先生在1918年发表《告海内外同志书》和《致南洋同志书》，第一次使“同志”成为当时正式的称呼辞令。此时革命党人在通信中互称对方为同志已渐流行。

    战争年代，“同志”由共产党人发扬光大。将“同志”定位为党员之间的特定称谓，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普通士兵，彼此之间皆以“同志”相称，在党内形成了一种亲切感，更无形中增进了团结。革命理想高于天，是中国工农红军共同的志向，红军才有“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一声“同志”让数万红军战士亲如一家，彼此手牵手、肩并肩向着胜利的方向往前冲，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的壮举。坚持持久战，八路军新四军正是因为志同道合，一声“同志”凝聚起各民族共御外侮的力量，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使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造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为了新中国，一声“同志”，人民解放军小米加步枪，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向着太阳，向着光明，聚合起建立新中国的磅礴力量。

    正如鲁迅在《且介亭杂文末编·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写道：“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这种称呼，何其得体，何其悲壮，何其荣光！

    新中国成立后，当人们用“同志”一词相互称呼时，仍能感受到这种浓烈的情感，因此革命者之间既习惯也乐于以“同志”相称。“同志”逐渐成为社会上广为流行的时髦称呼，人人见面都互称“同志”，“男同志”“女同志”，年老的叫“老同志”，孩子叫“小同志”，初次见面者也在介绍时冠以同志，“这位是张同志”“这位是李同志”。开会时领导讲话第一句就是“同志们”！可见，“同志”是一种友好的称呼，表达了对人的一种尊敬，具有亲切的内涵。当然，后来“同志”也被广泛的用作陌生人之间打招呼用的称呼，类似“师傅”“老师”。

    1978年，我从插队的农村入伍，军队有严格的纪律，上下级之间一律以职务相称，没有半点含糊，习惯在数年间养成。在塞北砺兵起风雷后，军队开始精简，我退伍回到了家乡，被分配到文物部门工作，从事石窟寺研究工作，同事大多是知识分子，业务分工较细，彼此间来往较少，对称呼不太讲究，迎面时彼此间大多点头致意。后来，我接到调令去省委宣传部报到，带着些许遗憾离开了单位和同事们，就此别过熟悉喜爱的石窟研究，开启了新的征程。

    初到省委宣传部报到，楼道里清风雅静，人们来去匆匆，偶尔相遇，点头示意，绝无高嗓呼喊，冷静得让我有点不知所措。见着领导该怎么称呼？心里没数，颇费脑筋。当兵数年，习惯按职务称呼上级，改口恐怕有些困难。进部里则知，在此无论职务高低，人们见面则互称“同志”，或者叫名字。如果有人以职务相称，领导们要么不予理睬，要么予以纠正，提醒请以“同志”相称。彼此适应，没有忌讳，大家之间是同志关系，又像是兄弟姐妹关系，这是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

    李致同志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四川人民出版总社社长，是我的顶头上司，他分管文艺、出版、新闻、外宣等工作。我到部里报到时，他正率四川大学生代表团去老山前线慰问部队官兵，十多天后才回成都。

    上班后，他来到文艺处，进门就问，“你——就是小朱？”

    我当即起立，收腹挺胸，站得笔直。“是的。”这是多年军营生涯的积累，无论何时何地何场景，无论长幼尊卑生人熟人，自觉起立，是礼貌也是尊重，我至今都还保持着这个习惯。

    “你怎么称呼我？”没想到第一次见面，问的竟然是这个问题。迟疑几秒：“李部长！”见我有几分紧张，他朝我摆摆手，示意我坐下，接着说“叫我李致同志，这是党内的规矩，或者叫我老李、我的名字也行！”

    “哪儿敢呀！他的级别在部队里，介乎于正师和副军级之间。”我在心里嘀咕了一下。他大概也看出了我的窘迫，于是，他像聊家常一样，和我讲述了许多关于“同志”方面的人和事。

    紧绷的心情在他的提问中渐渐放松。他离开时我送他至门口，“您慢走，李致同志！”这是我第一次称呼自己的长官为同志，虽然语调不那么坚定，语气不那么伸展。他侧身，转头，微笑，眼里满是赞许！我知道，再不能犹抱琵琶半遮面，一定要大大方方地喊出来，用心去喊“李致同志”。从此，见到他时，叫声“李致同志”是那么自然、那么舒畅、那么惬意，再也没有官称过他。

    白日去如箭，达者惜今阳。渐渐地我也做了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秉承李致同志的教诲，在工作领域内，同事之间仍以“同志”相称，延续了这个传统，心里也很了然。

    随着职务的变化，叫我“同志”这一称呼的，少了；逢长必叫，叫大不叫小的官称，多了；叫老板、老大、大哥的也甚嚣尘上。这下子苦了我这“在场”中人，很不习惯，也无可奈何。我以为，官称叫出的是你高我低、你主我次的等级之感，相互称“同志”，唤出的是人们之间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人与人之间的称谓不可小觑！大有文章。称谓的变化，反映了时代在变化，人与人的关系在变化，社会风气在变化，价值取向在变化，人心的浮躁波动在变化……

    再过若干年，“同志”这一称呼，还有吗？期待会有！

    官职短暂，“同志”长久。叫声“同志”朴素亲切，喊出了浓浓的和谐与温馨。多年以后，经历了些世情的人们，难免觉得这种氛围消散了。然而这种质朴圆融的感情，曾经的确如此美好。

    “同志”发自肺腑，“同志”是共同心声。

    我怀念“同志”这个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