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假如有一天，父母突发疾病或受了委屈，自己却远在千里之外，无法及时到场，该怎么办？失独、丁克老人无儿无女，在养老院受到欺凌，又该向谁求助？近日，一种名为“外包儿女”的新职业形态应运而生，他们出现在养老院、老旧小区或医院等场所。虽与老人无血缘关系，却会陪着老人就医问诊、买菜购物、聊天解闷，必要时还出面调解邻里矛盾，甚至能震慑别有心思的护工与保姆，成为老人身边“看得见的依靠”。

    “外包儿女”缘何出现？这个新职业可能面临哪些问题？又该如何为特殊困难老年人争取更多陪伴与悉心照料？这些问题都值得探讨。

    “外包儿女”何以成为刚需

    ◎ 杨兴俊

    儿女也可以“外包”？这个看似匪夷所思的事情，却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场景。一些家庭每月花费几百元、上千元甚至更多，换来“外包儿女”对老人的生活照料、就医陪伴、情感慰藉等，是家庭养老功能弱化、老人情感需求未被满足、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共同催生的无奈结果。

    家庭结构随时代发展不断变化，造成一些家庭的养老功能出现不同程度的弱化，这正是出现“外包儿女”新职业形态的原因。随着人口流动进程加速，“空巢化”的家庭结构，让传统居家养老模式难以为继。如今，“背井离乡”打拼成为一些年轻人的无奈选择，除了少数老人可以“跨城养老”“跨省养老”甚至“跨国养老”，绝大多数老人只能独守空巢，与子女分居两地。如此一来，即便子女有心尽孝，往往也会因空间距离与时间成本而力不从心，老人的生活照料、医疗陪伴与情感寄托便出现真空，“外包儿女”就有了市场。

    一些失独老人陷入“有钱无伴”“有房无家”的养老困境，更需要“花钱买照顾”。他们没有子女作为依靠，即使在养老机构养老，也容易处于弱势地位，需要有“看得见的依靠”出面震慑别有心思的护工、保姆等。就算他们生活在社区，也需要有人为他们调解邻里矛盾甚至撑腰维权。“外包儿女”可以超越单纯的服务，成为这些老人寻求情感代偿的重要途径。

    一些地方的公共养老服务供给不足，刺激了“外包儿女”的社会需求。尽管我国养老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但在情感陪伴与应急保障等细分领域，仍存在明显的短板。社区养老服务多聚焦于生活便利，往往缺乏专业的陪伴服务，照顾不到老人的情感需求；部分民营养老机构为节约成本，提供的个性化情感关怀不够。显而易见的是，当公共养老服务无法全面覆盖老年人的多元化、个性化需求，市场化的服务便会出现，“外包儿女”正是通过精准对接需求缺口，成为公共养老服务的补充。

    毋庸讳言，“外包儿女”虽然填补了相关空白，却容易让子女将精神赡养责任部分甚至全部转嫁给他人，淡化血缘间的情感联结，可能会导致亲情逐渐疏远，长此以往，将会消解家庭养老的传统模式和价值，加剧社会的情感冷漠。“外包儿女”的市场化服务以营利为目的，陪伴非义务，一旦停止付费，关系便终止，有可能让一些老人陷入更深的孤独。因此，“外包儿女”可以临时替代，但不能长久依赖。

    警惕“外包儿女”引发风险

    ◎ 何勇

    不可否认，“外包儿女”提供的服务，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各类空巢老人的陪伴等需求，也为社会提供了一条全新的养老之路。但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外包儿女”这一新兴职业形态背后存在多种风险，不容忽视。

    “外包儿女”从业人员鱼龙混杂，让亲情“外包”服务存在风险。任何行业的健康发展，都需要严格的准入门槛和人员筛选机制。然而在目前，“外包儿女”属于社会自发出现的新兴职业，缺乏监管机制、行业规范，既没有统一的从业人员资质标准，也没有专业考核、信用备案，处于实质性的野蛮生长状态。近日媒体关注的一个“外包儿女”团队，在短短三个月时间里，从业人员从最初的9人发展到超过1000人，已在全国多个城市设立分部。这种爆发式增长速度，让人不得不怀疑其准入门槛可能偏低。

    虽然该“外包儿女”团队表示，招聘人员重点考虑属于“可信度高”人群的退伍军人和律师，但他们的长处与老年人需要的陪伴看病、养老护理、精神慰藉需求相去甚远。尤其是空巢老人因情感空虚很容易产生信任依赖，品行不端之人从事“外包儿女”职业，极可能也极容易利用老人的情感需求实施不法侵害，老年人面临的保健品消费骗局就是前车之鉴，不少老年人正是在营销人员一声又一声的“爸”“妈”等“亲情攻势”下被成功忽悠。

    此外，“外包儿女”不是持证上岗的护工，让亲情“外包”服务暗藏着健康安全隐患。“外包儿女”的服务场景不只是陪老年人聊天逗乐，还有陪伴老年人看病、为老年人提供健康护理等。老年人身体机能衰退、慢性病多发，特别是高龄老年人或患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随时都可能突发疾病，需要陪伴在身边的“外包儿女”具备基本的养老护理知识、急救能力。然而，从目前“外包儿女”从业人员的情况来看，普遍没有经过专业的养老护理培训，大多数不具备养老护理专业知识。这意味着他们可能连老人最常见的血压监测、药物服用注意事项都不清楚，一旦老人突发疾病或面临其他紧急情况，“外包儿女”可能慌乱无策，可能错失最佳救治时机。

    还需警惕的是，“外包儿女”与老年人之间极易引发财产纠纷，这是不容忽视的法律风险。“外包儿女”在服务过程中，很容易获取老年人的财产信息、身份证件、不动产证明等重要文件，甚至被委托代办一些与财产相关的业务、手续。“外包儿女”如果缺乏法律专业知识，可能处理不当，引发纠纷。如果“外包儿女”是心术不正之人，可能利用老年人的信任和情感依赖，诱导老人进行财产赠与或订立遗嘱，骗取老人的财产，引发严重的法律纠纷。

    因此，在亲情“外包”之下，责任与安全不能缺位。我们必须正视“外包儿女”背后潜藏的风险，强化规范监管，加强行业自律，为“外包儿女”立规矩、定标准，倒逼亲情“外包”服务既充满温度，又不失底线，才能真正守护好老年人的晚年幸福。

    如何给特殊困难老人“解困”？

    ◎ 樊树林

    当前，我国社会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独居、空巢等特殊困难老人群体规模持续扩大，他们面临的生活照料缺失、精神慰藉不足等困境，既是儿女之忧虑，也是社会之伤痛。“外包儿女”新职业的出现，让我们不由得思考：如何给特殊困难老人“解困”？

    儿女远程守护，满足老人情感诉求。在社会流动加速的今天，儿女打拼于“千里之外”渐成常态化。物理距离虽然让精神赡养容易缺位，但亲情却不能被距离阻断。关键是儿女如何用“心”和“智”去架起一道慰藉的桥梁。数字化时代为异地尽孝提供了多元路径，儿女可为老人配备具备心率监测、血压预警等功能的智能手环，实现健康风险早发现、早干预；同时，可以在家里关键区域安装具备人体感应与语音通话功能的监控摄像头，随时查看老人的活动状态。儿女在力所能及之下要“常回家看看”，还要和老人定期视频通话，耐心听老人的家长里短，和他们多分享生活趣事，帮老人消解孤独。

    公共保障服务，精准对接养老需求。特殊困难老人的生活质量，直接考验公共服务成色。各地要弥补短板，彰显政府在养老服务中的兜底责任。据报道，有些地方打破以往养老服务“一刀切”的局限，立足于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自理能力、家庭支持等多维度精准评估，将特殊困难老人划分为A、B、C三类，采取分层探访关爱模式，确保服务供给与需求精准匹配。有的地方推行“短托养老”服务，为家庭提供临时的老人照护解决方案。这些做法，为其他地方完善养老保障体系，提供了从理念到实践的完整样本。

    织密互助网络，凝聚多元养老力量。特殊困难老人晚年幸福，既需要家庭的情感滋养、政府的责任兜底，也离不开社会力量互助网络的支撑。一些地方推行青少年志愿者与特殊困难老人结对，通过上门读报、聊天解闷等形式，培育社会的敬老氛围。更具推广价值的是“小老”帮“老老”模式，一些地方组织低龄老年志愿者服务队，安排60岁左右的健康老人为80岁以上高龄、失能老人提供买菜代购、陪同就医等服务，低龄老年志愿者在服务中积累“时间银行”积分，在未来兑换自身所需的养老服务。一些地方的养老公益组织通过号召企业捐赠、整合社区场地、培训专业志愿者等方式，打造“一站式”养老互助平台，既解决了个体志愿行动“碎片化”问题，更进一步织密了特殊困难老人的养老保障网。

    “养老问题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当儿女的牵挂穿越千山万水，当政府的保障精准有力，当社会的暖流循环涌动，三者形成的合力，必将为特殊困难老人撑起一片温暖的天空。

候鸟   王怀申 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