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10月底进行的四川省2025年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考生年龄最小为9岁，引发社会对“童年被剥夺”与“超前学习”合理性的讨论。

    近期，《半月谈》记者在多地调查发现，尽管“双减”政策已出台四年，但是不少家长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大搞“超前学习”，推动小学生上初中课程，有的小学生甚至提前学完初二重点课程，导致孩子过早背上沉重的学业负担，也引发舆论热议。

    9岁孩子参加自考，小学生学完初二重点课程，这些“超前学习”现象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隐忧？近年来推行的学业“减负”是否还有遗漏的方面？该怎样为“超前学习”现象“踩刹车”？

    案例

    9岁自考生的背后是被催熟的童年

    ◎ 童方萍

    ■ 9岁孩子自考是出于兴趣驱动，还是功利裹挟？真正值得提倡的教育，是让每个孩子在适合自己的节奏中成长

    10月26日，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公布2025年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顺利结束，公布的信息提到，本次考试报考者26.36万人，考生年龄最小为9岁，最大为72岁，“充分体现了终身教育的开放性特征。”该考试院工作人员回应媒体称，自考无年龄与学历门槛，只要考生本人和监护人同意，均可报名，鼓励全民参与终身学习。

    9岁本应是奔跑在操场、沉浸在童话中的年纪，而这个9岁孩子却已坐在自考考场，面对成人世界的知识体系与考试压力。这背后，或许是家庭对“神童”标签的追逐，是对“赢在起跑线”的极端演绎，更是对教育本质的误解。这位孩童，很难说不是“超前教育”“拔苗助长”的产物。

    教育，首先是“育人”，而非“制器”。儿童的成长有其自然规律与心理发展阶段。有专家指出，9岁儿童的抽象思维能力有限，难以真正理解高等教育中复杂的理论体系，家长让其参加考试，不仅难以实现有效学习，更可能扭曲学习动机，将求知异化为获得学位证书。这种“超前教育”表面看是智力开发，实则是对童年生态的破坏，是对成长节奏的粗暴干预。

    更值得警惕的是，此类个案一旦被媒体放大，极易形成不良示范。在“内卷”焦虑蔓延的当下，家长容易陷入“别人家孩子都能考，我家孩子不能落后”的攀比心理，进而推动更多低龄儿童提前进入应试轨道。这不仅背离了自考制度“服务社会、补足教育”的初衷，更可能加剧教育焦虑，使本应宽松、多元的自学考试，异化为另一条“低龄升学”的赛道。

    当然，并不能否定天赋异禀的儿童存在。但对于9岁自考生，社会更应关注其背后的家庭教育理念与心理状态：是出于兴趣驱动，还是功利裹挟？是否具备足够的情感支持与心理韧性？媒体在报道此类事件时也应避免“神童叙事”，多些审慎与引导，防止形成错误导向。从古至今，不少“神童”的最终结局都令人深思。

    真正值得提倡的教育，是让每个孩子在适合自己的节奏中成长。唯有尊重规律、回归本心，教育才能真正成为点亮人生的光，而非压弯脊梁的重担。

    警示

    莫让“超前学习”透支孩子的未来

    ◎ 王琦

    ■ “抢跑”的孩子短期可能出色，从长远来看却可能丧失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成为落后者

    9岁孩子参加自考，小学生学完初二重点课程，这种荒诞的现象，在“双减”政策出台四年后的当下真实上演，让人意外。这种“超前学习”之风，不仅加重了孩子的学业负担，也对构建良好的教育生态造成不良影响。

    “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一观念如同无形的枷锁，紧紧束缚着家长们。在这场教育“竞赛”中，家长们虽心疼孩子，却又不甘落后。他们害怕孩子因为未超前学习而在竞争中“败下阵来”，于是，纷纷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让孩子提前学习。

    这种“囚徒困境”的形成，一方面源于家长对教育竞争、就业竞争的焦虑，在优质教育资源有限、就业竞争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他们担心孩子在未来升学、就业时失利；另一方面，社会上一些舆论和培训机构的宣传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培训机构为招生夸大“超前学习”效果，营造出“不‘超前学习’就会落后”的舆论氛围，让家长们更加坚定地“一掷千金”。

    “超前学习”看似能为孩子争取优势，实则暗藏诸多负面后果。首先，“超前学习”使得孩子在童年时期就背负沉重的学业负担，失去本应拥有的快乐时光，不利于其身心健康成长。

    其次，从短期来看，“超前学习”的孩子或许能在成绩上表现出色，但从长远来看，却可能丧失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家长总希望通过提前学习，让孩子在以后的学习中不至于手忙脚乱，跟不上节奏。实际上，孩子的学习成长自有其节奏，过早接触超出认知水平的知识，不仅事倍功半，更可能扼杀其学习兴趣，一些孩子会因为思维跟不上实际年龄、理解能力不够而产生挫败感，进而对学习失去兴趣。同时，在“超前学习”中，当课堂学习成为“复习”，孩子更会丧失学习兴趣，导致他们在课堂上不再专注。

    此外，表面上的“先行一步”，很可能成为孩子进步的绊脚石。教育远不止知识的堆砌，还关乎学习习惯的培养、学习内驱力的形成。学习压力过大的孩子，往往会丧失内在驱动力。“超前学习”可能给孩子制造“虚假优秀”，在低龄阶段通过提前学习获得表面优势而沾沾自喜，在后续学习中，往往会因为缺乏扎实的基础与学习能力而逐渐掉队。这就像被人工催熟的果实，外表光鲜却丧失应有的风味与营养。在现实中，不少曾经的“抢跑者”往往成为落后者，甚至追不上同龄人。

    教育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比赛，而非短期的冲刺赛。别让“超前学习”透支孩子的未来，要让他们的学习和成长节奏与年龄合拍，这样才能真正享受快乐的童年。

    提醒

    学业“减负”也要盯着家庭“增负”

    ◎ 余明辉

    ■ 家长要走出“抢跑”误区，明白真正的学习优势源于持续的学习能力，而非短暂的进度领先

    众所周知，多年来，我国对中小学生的学业“减负”可谓是动作不断，为减轻中小学生繁重的学业负担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然而，9岁孩子参加自考，小学生学完初二重点课程，这些案例无疑给“减负”工作敲响又一记警钟：中小学生的学业“减负”之路依旧任重道远。因为部分家长“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焦虑心态并未消除，他们担心孩子在学校所学无法满足未来的竞争需求，于是私下为孩子安排“超前学习”，导致“学校作业少了，孩子反而更累了”，孩子被拖入家庭“增负”怪圈。媒体曾报道，部分家长在学校作业减少后，立马给娃加码报班，“别人都在补，咱不补就是落后”，这种“集体焦虑”成了家长的通病。“小学没毕业，初二重点课程已学完”应该就是家庭“增负”取得的“成绩”。

    近年来，媒体还报道过，在“禁补令”之下学校不补课，家长却要求老师给孩子补课。从如今“超前学习”成为风气来看，以往的中小学生学业“减负”工作还有盲点或薄弱点，下一步“减负”的重点方向，不仅在于学校和课堂，更在于家庭。家长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其教育观念直接影响着孩子成长，也影响着孩子的学业负担。部分家长盲目追求成绩，忽视孩子全面发展，这种短视行为必须纠正。

    各地要加强对家长的教育引导，通过举办家长学校、开展家庭教育讲座等方式，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和成才观，自觉走出“抢跑”认知误区，让他们明白真正的学习优势源于持续的学习能力，而非短暂的进度领先，而且每个孩子都有独特的成长节奏，过度“超前学习”可能适得其反。

    当然，在家庭“增负”的背后，是“一边喊着减负，一边考试难度没降，录取仍看分数”的现实，就像一些家长说的，“学校教一棵树，考试考一片树林”，不“增负”怎么办？因此，要让家庭不给孩子“增负”，就要进一步减轻考试负担，完善教育评价体系，打破以分数为主要评价标准的单一模式，建立多元化、综合性的评价体系，全面评价学生的品德、学业、身心健康、艺术素养和劳动实践等方面，对学生进行多元录取，引导学生全面发展。

    社会也应营造良好的教育氛围，摒弃“唯分数论”“唯学历论”的错误观念，为孩子成长创造宽松环境。

    建议

    为“超前学习”降温应从根本发力

    ◎ 许朝军

    ■ 若现实中没有可以依据“超前学习”效果进行的评价选拔，家长和孩子或许就不至于深陷“抢跑困境”

    “超前学习”不是助力成长，而是拔苗助长。为“超前学习”降温需要从根本发力。

    严打违规培训，切断源头祸患。在“双减”政策下，学校基本不会“超前教学”，更不会让小学生学习初二重要课程，部分家长不具备“超前学习”的资源支撑，在“超前学习”现象背后，往往有校外培训机构炒作助长的“功劳”。当务之急是，加大对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的治理力度，教育、市场监管等部门要合力共为。一方面，要严查无资质的培训机构，发现必取缔，取缔必严惩追责。另一方面，要严查有资质的培训机构打着“个性化教育”“素养提升”旗号，违规开展超纲超前培训行为。要畅通监督、举报渠道，露头就打、从严追责、追溯问责，不仅要按照执法必严原则，严查不法行为，还要严格按照“双减”和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要求，建立黑白名单，实行行业禁入与依法追责同步治理，从源头杜绝培训机构助长“超前学习”的行为。

    规范办学行为，铲除畸形诱因。“超前学习”背后的诱因，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为了获得名校名班的“入场券”。如果所有基础教育阶段的学校都能规范办学行为，若现实中根本没有任何可以依据“超前学习”效果进行的评价选拔，家长和孩子恐怕就不至于深陷“抢跑困境”。教育部门需牵头规范办学行为，一要让学校严格执行“零起点”教学，通过提升课堂教学质量而非提前教学来保障教育公平；二要坚决遏制名校“掐尖”、变相选拔等招生行为；三要加速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缩小校际、区域教育差距，缓解家长的择校压力。只有彻底铲除基于“超前学习”成果的评价体系，让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分配，才能从根本上破解家长和学生的“囚徒困境”，消除“超前学习”的现实诱因。

    在严打违规培训、规范办学行为的过程中，各地要积极发挥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等组织的作用，通过公益监督、家庭教育指导、监护失当追责等形式，以社会协同之力，为青少年营造阳光健康的成长环境。

    从长远来看，政府应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政策支持与资金投入，完善职业教育体系，提升职业教育地位，以化解家长的“普职分流”焦虑；我们整个社会也需要重塑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的育人观念，构建多元立体的育人评价氛围，摒弃“唯分数论”的功利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