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抄袭他人文章者常被讥讽为“文抄公”，在公文领域，同样存在“文抄公”。近期，内蒙古、青海、广西、甘肃、陕西等多省区推进公文抄袭问题专项整治。比如在青海西宁，市政协“改文风转作风 提质效”专题研讨会强调，要以“零容忍”态度向公文抄袭“亮剑”。广西凌云县委十三届常委会第142次会议要求，全县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公文抄袭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从思想根源上坚决杜绝“材料搬家”“数据拼凑”“旧稿翻新”等行为。

    《学习时报》10月24日发表的《公文不可奉行“拿来主义”》一文指出，当前部分地方党政机关在制定规范性文件的过程中出现“制定文件照搬照抄”“出台制度依葫芦画瓢”“撰写材料只换标题”等不良风气。

    那么，公文抄袭到底有哪些危害？其深层“病根”何在？该怎样从多方面、深层次整治公文“文抄公”、滋养实干之风？

    抄袭不只损害公文公信力

    ◎ 樊耀文

    ■公文抄袭损害党政机关的形象和公信力，助长形式主义，侵蚀公职人员的履职能力，触碰法律底线

    政府公文是党政机关履行职能、处理公务的具有特定效力和规范体式的文书，主要用于传达方针政策、公布法规规章、指导布置工作及沟通政务信息等，公文具有权威性、公信力、规范性和特定效力。

    近年来，公文抄袭事件时有所见，前不久媒体就曝光了两起：山西某地的一篇领导调研稿，竟和当地某单位的另一篇领导调研稿高度雷同；广西某县的森林防火规划中，关于水文数据的描述竟与500公里外湖南某县的文本几乎一模一样，甚至照搬了外地的乡镇名称……

    公文抄袭严重损害党政机关的形象和公信力。抄袭文本充满与本地实际脱节的空话套话，甚至出现地名、数据张冠李戴的低级错误，对党政机关的形象和公信力，无疑是一种损害。比如，当群众发现规划公文竟是“文字搬运”的产物，“依葫芦画瓢”的政策无法回应群众的诉求，对党政机关的信任便会瓦解，形成“抄袭—失信—失效”的恶性循环，甚至从质疑单个文件蔓延到怀疑更多政策的可行性。而重建信任的成本，远高于修改抄袭的公文。

    公文抄袭助长形式主义歪风。公文写作本需深入调研，结合本地实际梳理思路、细化举措、认真撰写。而抄袭者跳过调研、分析、创新等环节，通过照搬模板、拼凑内容等方式，直接将他人成果“拿来”为己所用，这种行为本质上是用虚假材料应付上级检查，粉饰工作实绩，是典型的用“材料达标”替代“工作见效”、用“对上负责”取代“为民服务”的形式主义。如果公文抄袭横行，“以文件落实文件”的形式主义会愈演愈烈。

    公文抄袭侵蚀公职人员的履职能力。当抄袭成为“捷径”，部分公职人员便丧失独立分析、制定方案的动力，习惯于依赖模板、照搬成果，沦为“搬运文字的懒汉”。内蒙古、青海等地在专项整治中发现，长期依赖公文抄袭的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面对突发问题时往往手足无措，制定的政策要么脱离实际，要么相互冲突，严重影响履职效能。这种能力退化，还会打击一些踏实肯干者的积极性，导致公职人员群体的履职能力滑坡。

    公文抄袭还可能侵权。有法律专家指出，一般公文属于行政文书，通常不享有著作权，共享性较强，但是，若公文包含较多原创性内容，具有独创性，其著作权就会受到法律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这种公文抄袭，可能构成民事侵权而面临赔偿、承担行政责任而受到行政处罚，甚至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比如以营利为目的，且情节严重）。可见，公文抄袭也可能损害原创者的权益，同时向公众传递“公权力可漠视知识产权”的错误导向，与依法行政原则背道而驰。

    公文抄袭从来不是文字上的“小事”，而是关乎治理根基、工作作风、法治信仰的大事。它既损害党政机关的形象和公信力，也助长形式主义；既侵蚀公职人员的履职能力，也触碰法律底线。那些被曝光的抄袭案例，值得所有公职人员警醒。

    “文抄公”何以禁而难止

    ◎ 董宏达

    ■“文抄公”既源于能力不足与作风懈怠，也源于考核机制的异化、不合理的工作压力传导

    2012年发布的《党政机关公文工作处理条例》明确了公文起草、审核、签发程序，并要求严格把关。然而，公文“文抄公”为何禁而难止？

    “文抄公”禁而难止，往往源于撰写者的能力不足与作风懈怠。公文的核心价值在于贴合实际、指导实践，公文撰写既需精准把握上面的政策精神，又要深入调研本地本部门的具体情况，将原则性要求转化为可操作的举措。但现实中，一些撰写者要么对政策理解浮于表面，无法理解核心要求；要么疏于调研，对实际工作中的堵点、痛点一无所知。在撰写公文时，他们既写不出符合本地实际的内容，也提不出有针对性的举措，只能依赖从别处“拿来”。还有部分撰写者将公文写作视为走过场，缺乏工作责任心，认为“只要格式对、不出错，抄抄也无妨”，他们不愿花时间打磨内容，也不关心公文能否真正解决问题，这种应付心态让抄袭从“能力不足的无奈”，逐渐演变成“习以为常的选择”。

    若说能力、作风是内因，考核机制的异化，则是催生“文抄公”的关键外因。当前不少地方的考核体系陷入“重痕迹、轻实效”的误区。评价工作成效时，首先看是否有配套文件、报告够不够详实，至于文件是否贴合实际、报告能否落地见效，反而成了次要考量。在这种导向下，基层被迫陷入“为材料而材料”的恶性循环。更值得深思的是，原创公文与抄袭公文在考核中往往“待遇相当”，而且原创需要耗费数天调研、构思，还可能因观点新颖而存在“出错风险”；而抄袭只需几小时修改，却因套用成熟模板而“稳妥安全”，成本更低、风险更小，基层自然会选择这条“捷径”。考核标准的错位，让抄袭从“不得已的选择”，变成“性价比更高的策略”。

    不合理的工作压力传导，更让抄袭成为基层应对任务的无奈之举。不少基层单位面临的公文撰写任务，常常伴随着“超短时限”与“超纲要求”的双重压力。一方面，“早上通知，中午交报告”“下午布置，次日要方案”的情况并不少见，而公文撰写本需调研、梳理材料、构思、修改、审核的完整流程，复杂的规范性文件，更需多方征求意见、反复论证。若留给撰写者的时间很短，他们根本无暇深入思考、结合实际，只能仓促从旧材料、网络上寻找“参考”，快速拼凑出“看似合格”的文稿。另一方面，部分上级部门向下摊派任务时，完全不考虑基层的承接能力，将多项专业性大型调研交给基层拿初稿，基层相关人员既无相关知识储备，也无对应工作经验，除了“依葫芦画瓢”地抄袭，几乎没有其他出路。这种“时限不合理、任务超负荷”的压力，让抄袭从“主动选择”沦为“被动应对”。

    若不解决能力短板，即便考核优化，相关人员仍难写出原创公文；若不调整考核导向，即便能力提升，也会因“抄更省力”而选择捷径；若不缓解工作压力，即便有原创意愿，也会因时间紧迫而被迫抄袭。

    治公文抄袭需“刮骨疗毒”

    ◎ 李发治

    ■整治公文抄袭既需要雷霆万钧的专项整治来治“标”，更需要深挖病灶、对症下药来治“本”

    推进公文抄袭问题专项整治，不仅是对文字工作的纠偏，更是对行政效能的修复。治理公文抄袭需要“刮骨疗毒”，也就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加强能力建设，提升专业素养。一些公文撰写者的专业能力不足，需要加强培训。各级党政机关可通过常态化举办专题培训班、公文写作训练或比赛等方式，强化公文写作方法传授和技能训练，帮助公职人员提高公文写作水平；可组织专家学者、负责具体业务的领导干部指导公文撰写者如何吃透政策法规，如何准确把握公文写作的政策导向和核心要义；可组织公文撰写交流学习活动，让大家互相借鉴优秀经验，拓宽公文写作思路，提升公文写作的专业素养。

    让公文撰写者“走出去”，也是能力建设与素养提升的关键。“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实践是公文写作的“源头活水”，一些公文撰写者却坐在办公室里“闭门造车”。殊不知，好公文是“走”出来的，只有脚底沾泥下基层、推门进院见群众，才能让基层通过实践积累起来的案例、数据、群众诉求等，成为公文写作最鲜活的核心素材，如此既可杜绝抄袭，又能提升公文的实用性和生命力。

    强化制度刚性，加强监督问责。一是实行“谁起草谁负责、谁审核谁把关”的责任制度，明确公文起草、初审、复审、终审各环节的责任主体，加强日常监督，建立责任追溯制度，以形成对抄袭和审核不严的震慑。比如，公文起草人作为公文内容质量的第一责任人，一旦被发现抄袭行为，要视情节轻重，给予通报批评乃至相应党纪政纪处分；公文审核者、签发者对于公文内容质量负有审查把关责任，一旦发现“放水”行为也要予以相应处罚，严重者甚至可以调离相关工作岗位。二是将公文质量纳入绩效考核，与评优晋级等挂钩，在考核时对抄袭采取“一票否决”；三是增强反面典型曝光力度，将公文抄袭行为列入基层作风不实典型案例的通报范围。

    采用技术手段，提高审核效率。在AI时代，对于公文抄袭，传统的人工审核可能已力不从心，通过技术手段识别抄袭内容，成为不得不采取的办法。相关部门要主动拥抱AI技术，充分利用智能查重查抄工具，快速检测出公文抄袭行为。再针对固定表述、合法引用等情形进行人工复核和放行，确保复杂公文的撰写是否有抄袭行为、抄袭比例有多大能够得到精准判定。

    优化工作生态，推进“材料减负”。“文抄公”固然可憎，但板子不应全打在他们身上。在公文抄袭背后，也有基层写手挣扎于“文山会海”的影子。曾有乡镇干部向媒体诉苦，“一天要处理十几份文件，连细看材料的时间都没有，更别说认真去写了。”可见，推进“材料减负”也是整治公文抄袭的重要举措，这需要自上而下拿出“刮骨疗毒”的决心，远离“文牍主义”，持续精文减会，给基层减轻公文负担。

    “治其本，朝令而夕从；救其末，百世不改也。”整治公文抄袭，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既需要雷霆万钧的专项整治来治“标”，更需要深挖病灶、对症下药来治“本”。

朱慧卿 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