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置于关键战略位置，为新征程上的文化强国建设擘画了宏伟蓝图。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要驱动力量”，已不仅是辅助工具，更是重塑文化生态的关键催化剂与“新质生产力”。它正为“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前所未有的物质与数据基础，使其从理论形态加速转化为可观可感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人工智能是实现这一转化的决定性力量，也是将这一崭新文明范式推向全球的关键赋能者。

    理论之基：“第二个结合”筑牢数智时代的文化主体性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个结合”是必由之路。“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是我们文化主体性的根本来源，也是文化自信最坚实的根基。

    然而，在万物互联的数智时代，人工智能的飞速迭代对这一文化主体构成了直接且迫切的挑战，这种挑战集中体现为算法霸权与数字殖民的风险。阿里研究院2024年发布的《大模型训练数据白皮书》显示：全球互联网数据中，英文语料占比高达59.8%，而中文语料占比仅为1.3%，当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在如此失衡的数据基础上进行训练时，其输出内容必然内嵌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判断与叙事框架，这导致其在处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内容时，极易出现歪曲、误读的现象，造成严重的意识形态安全与文化安全风险。

    面对这一严峻挑战，人工智能的威胁反而督促“第二个结合”从纯粹的理论构建，转向一场刻不容缓的技术实践与数据治理行动，这一逻辑传导链条是清晰的：第一，《建议》明确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一政治原则必须转化为技术要求，即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非资本逻辑主导。第二，要从根本上对抗西方模型的算法偏见与数据霸权，唯一的路径是建立和发展我们自主可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大模型。第三，构建我们的大模型，就必须投喂我们自己的、高质量的、权威的训练数据。然而，我们最独特、最深厚、最庞大的数据资源，正是五千年文明所积淀的文化宝库，包括海量的古籍文献、文物遗存与非遗技艺。

    因此，一个深刻的结论浮出水面：加快推进“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系统性建设“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并以此为基础训练我们自己的人工智能模型，这一系列技术行动本身，就是“第二个结合”在数智时代的具体实践。这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下的国家力量与科技应用，去“激活”作为数据要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

    由此可见，人工智能既是对我国文化主体性的严峻挑战，更是我们捍卫并筑牢文化主体性不可或缺的技术保障与实现路径。

    传承之道：人工智能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质生产力”

    《建议》明确要求，要“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查，加强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有效保护和活态传承”，并强调要“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数智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发展新型文化业态”。人工智能的介入，正是在文化领域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体现。

    这种新质生产力，是通过对文化生产三要素的根本性变革实现的：其一，它催生了新型劳动者，即掌握了AI辅助工具的文化学者、艺术家与创作者；其二，它创造了新型劳动资料，即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数字孪生”、智能算法等先进生产工具；其三，它重构了新型劳动对象，使静态的文物、古籍等文化遗产，转变为动态的、可交互的、可再利用的“文化数据要素”。

    这一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机制，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从静态的数字化保存向动态的“活态传承”的根本性飞跃。

    以敦煌研究院的实践为例，人工智能的应用早已超越了简单的壁画扫描存档。首先是在保护层面，利用AI病害识别技术和沉浸式远程会诊技术，为千年壁画“看病”会诊，实现了高精度的预防性保护与修复。其次是在活化层面，通过“数字藏经洞”项目，运用VR技术让全球用户得以“触摸”千年文物，打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最后是在传播层面，AI可以为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游客智能生成个性化的叙事路线，有效打破认知壁垒。

    同样的实践也体现在“数字故宫”建设中。故宫博物院利用数字技术，不仅“活化”了符望阁等历史建筑和《蒋懋德画山水图贴落》等古代画作，更通过AI生成的“文物拟人化表情包”，成功地在青年群体中建立了情感连接。在古籍保护领域，面对浩如烟海的中华典籍，传统的人工整理难以为继。而字节跳动开发的“识典古籍”平台，利用AI技术对古籍进行高精度智能校对、识别和数字化，极大地解决了古籍保护的规模化与可及性难题，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真正“活”起来。

    人工智能的真正用处不在于“保存”一个完美的数字复制品，而在于“激活”。它可以使文化遗产从一个被动研究的对象，转变为一个主动的、可生成的灵感来源，用以创作AI诗歌、生成数字人导览、辅助影视游戏设计，这正是“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最生动体现。

    互鉴之桥：人工智能重构全球文明叙事的中国方案

    《建议》的战略部署，不仅立足国内传承，更放眼全球传播，要求“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创新传播载体和方式”“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于2025年4月16日出版的第8期《求是》杂志的《加快建设文化强国》一文中强调，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在这一宏大命题下，人工智能正是《建议》所要求的“创新传播载体和方式”的核心抓手。

    长期以来，全球文明叙事被“西方中心论”所垄断。面对这种话语霸权，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方案，即“文明互鉴”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

    人工智能为我们提供了重构全球叙事、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的“武器”，我们需要运用AI发起一场“双线叙事”：

    其一，解构“西方中心论”霸权。我们必须以确凿的历史事实，揭示西方文明本身就是“文明互鉴”的产物。大量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证明：古希腊文明在建筑、数学和哲学领域深受古埃及和苏美尔文明的影响；欧洲文艺复兴的发生，高度依赖阿拉伯学者对古希腊著作的翻译与保存；莱布尼茨的二进制思想，也受到了中国《易经》的深刻启发。人工智能的强大数据处理和知识图谱能力，使我们能更系统、更生动地向世界展示这些被“西方中心论”刻意遮蔽的历史真相。

    其二，建构“文明互鉴”的中国叙事。人工智能正在推动我们的国际传播范式从单向的文化输出转变为双向的情感共鸣。不仅有AI实时翻译等技术正在拆除文明对话最基础的语言高墙，还有AIGC、VR、AR等技术创造了“体验式”的叙事、传播方式，使抽象的中国价值观变得可感可知。例如，在日本大阪世博会上，基于讯飞星火大模型的AI孙悟空能以中、日、英三语与观众实时互动，成为中国馆的代言人，这种亲切、智能的交互，超越了生硬的口号宣传。同样，中国馆运用AI和数字技术生动呈现“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让海外观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国的价值，从而在情感上产生认同，自发成为中国故事的传播者、诠释者。

    这种由AI赋能的传播，不再是“文明冲突”式的零和博弈，而是旨在构建一个多元主体协同、追求文化共识的全球共生传播体系，这既是技术的革新，更是中华文明“和合”智慧在数智时代的生动体现。

    人工智能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技术变量，也是我们推进文化建设的最大增量。面对数智化浪潮，我们必须坚定“第二个结合”的理论自信与文化主体性，将其作为构建自主AI体系的理论之基与数据之源；必须坚持“党管数据”的治理原则，筑牢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安全的“防火墙”；必须主动作为，将人工智能这一“新质生产力”全面运用于文化传承与文明互鉴的伟大实践。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把握历史机遇，用AI激活沉睡千年的文化瑰宝，讲好和平发展的中国故事，在“活态传承”与“文明互鉴”的双向奔赴中，扎实迈向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作者系四川大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