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文明的载体，文明是城市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展现城市文化特色和精神气质，是传承发展城市文化、培育滋养城市文明的目的所在。”当前，我国正处于推进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从文明城市创建到城市文明建设的转化，并非创建靶向的简单延续，也不是工作模式的浅层调整，而是城市发展理念、价值导向的系统性重塑，具体体现为五个紧密关联、层层递进的维度之变，共同勾勒出新时代城市文明建设的新图景。

    从荣誉到民生的价值之变。从文明城市创建到城市文明建设的转变，首要的是价值立场的回归。城市文明建设不再是为了“拿牌子、争荣誉”，而是为了人民。这一价值之变，回应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推动城市文明建设真正扎根民生土壤。老旧小区改造不再是简单刷墙，而是同步解决管网老化、停车难等群众急难愁盼；公共服务提升从聚焦主干道的“面子工程”，延伸到社区便利店、口袋公园等“最后一公里”的民生；文明素养培育也从张贴标语的“荣誉宣传”，转向志愿服务、邻里互助等生活化实践。

    从硬件到铸魂的内涵之变。文明城市创建阶段，重点聚焦城市硬件设施的完善和外在环境的优化，如道路硬化、绿化覆盖率、公共厕所数量等硬性指标，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改观，是考核的“硬杠杠”，也是最易见效的领域。它解决了文明“有没有”和“好不好”的基础问题。而迈向城市文明建设，则要求在“硬件基底”之上，实现“精神铸魂”的飞跃，城市文明建设的内涵也随之拓展深化。在个人层面上，从关注“物的整洁”到关注“人的素养”，通过开展文明课堂、道德讲堂、身边好人评选等活动，培育市民的规则意识、诚信观念、奉献精神。在城市层面上，从关注“公共空间”到关注“精神家园”，通过传承与活化城市独特的历史文脉，推动形成开放包容、互助友爱、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

    从主导到共建的主体之变。在文明城市创建初期，政府作为主导者，从方案制定、任务分解、资源调配到督查考核，形成了一套强有力的行政动员体系。这种模式在短期内能够快速见效，但也容易导致形成“政府干、群众看”的被动局面，难以激发群众的参与热情。要实现从“政府主导”到“全民共建”的转变，就要让市民从文明建设的“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受益者”。政府的核心职能在于构建公平的制度环境、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搭建开放的参与平台。企业要践行社会责任，成为文明城市的建设者。在社区治理中，推行“居民议事会”“楼栋长制”，让群众直接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决策和管理；在文明实践中，组建志愿服务队、文艺宣传队，鼓励群众结合自身特长参与环境整治、文明劝导、文化传播等活动。

    从突击到长效的治理之变。价值导向的转变，直接推动了治理模式的变革。以“荣誉”为核心的文明城市创建，往往伴随“项目化攻坚”“运动式治理”，这种方式虽能收一时之效，但难以持久，甚至可能形成“整治—反弹—再整治”的恶性循环。城市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必然要求治理模式从“突击整治”转向“常态长效”。这一转变要求将文明理念融入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全生命周期，渗透到政策制定、公共服务等每一个环节。建立健全文明建设常态化工作机制，通过制定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公共环境管理办法等地方性法规，将文明建设的要求转化为刚性约束。

    从量化到感受的评价之变。文明城市创建阶段，评价标尺以“指标量化”为核心，虽能快速衡量创建成效、明确改进方向，但其根本特征仍是一套相对标准化、可量化的指标体系。这把“标尺”存在将复杂、多维的文明现象简单量化的风险，可能忽略那些无法被数字直接衡量，却至关重要的精神文化与生活品质内涵。从文明城市创建到城市文明建设的转变，必然要求评价标尺从“指标量化”转向“人民感受”，以人民满意度为根本标准。这一转变体现在评价体系的全方位重构。评价内容在保留必要的量化指标基础上，增加群众主观感受类指标；评价主体打破“政府自评、上级考评”的单一模式，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媒体监督、群众评议等多元主体；评价导向摒弃“一刀切”的量化标准，注重“差异化评价”与“过程性评价”。这种评价之变，确保文明建设始终贴合群众需求，真正实现了价值目标与评价反馈的闭环统一。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文明建设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推动从文明城市创建到城市文明建设的转变，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以精神铸魂为内核、由政府引导、社会共同创造、于日常中涵养、最终由人民来评判。这五个维度的变革，不仅是巩固文明城市创建成果的必然要求，更是中国城市迈向高质量发展、实现城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一跃。

    【作者江传月系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江歌系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GD25SXZWT01-07）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