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全面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没有“铸魂”的“塑形”，容易陷入“干部干、群众看”的悬浮状态；缺少思想引领的产业投入，也难以转化为乡村自我发展的持久能力。2025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部署农村思想政治工作，这为基层提出了一个现实课题：思想政治工作究竟以何种方式进入乡村振兴过程，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笔者2024年7月至2026年7月在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朱码街道薛行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期满后接续派驻岔庙镇鹤友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驻村实践使笔者深切感到，思政工作赋能乡村振兴的关键，不在于增加宣讲频次或材料篇幅，而在于改变其结构性位置：从与业务工作“并行”，转向嵌入治理过程。本文结合一线实践，提炼“嵌入式思政”的运行机制与优化路径。

    一、基层困境：思政工作为何“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

    思想政治工作在基层常常面临“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的尴尬。症结不在认识层面，而在工作方式与治理过程的结构性脱节。

    一是可见性落差带来激励偏移。产业发展、集体经济收入、基础设施改善等指标具有清晰的量化形态，思想引领和共识凝聚的效果短期内却难以评估。当基层干部的精力被可量化的“硬指标”牵引，思政工作便容易退居为会议记录和留痕材料，以碎片化、仪式化的方式存在：会议开了、材料做了，思想引领并未真正进入矛盾调处和群众动员的过程。

    二是宣教能力与转译能力错位。基层不缺“传达政策”的人，缺的是能把政策语言转化为群众生活语言的人。政策文本以普遍性、规范性为特征，群众的理解框架则以地方性、经验性和利益相关性为特征。当宣讲停留在读文件、念条文，思想引领便与群众的经验世界发生断裂。

    三是思政与业务存在“两张皮”难题。宣传部门管宣讲，农业部门管项目，民政部门管治理，彼此缺少围绕“人”的协同机制。思政工作因此失去嵌入具体业务的接口，业务工作也失去价值引领的贯通线索。三重症结指向同一个判断：思政工作的有效性，不取决于它是否作为独立板块被强调，而取决于它是否嵌入产业推进、民生服务和矛盾调处的实际过程。

    二、实践探索：“嵌入式思政”的四重机制

    （一）组织嵌入。以思想聚合和文化凝聚推动合并村从“形合”走向“神合”。薛行村由原李集、韩高、薛行三村合并而成，历史上存在班子思想不统一、工作推进不畅、群众归属感不强等问题。驻村期间，笔者把班子建设首先作为思想建设来处理，而非简单的分工调整。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和主题党日制度，着力点不在学习形式的完成，而在通过常态化谈心谈话和专题讨论，使不同来源的村干部在发展方向和利益关切上形成可沟通的共识基础。对老党员侧重关怀激励与经验尊重，对中青年党员侧重压担赋能，对流动党员保持线上思想跟进。这种分类施策的组织思政策略，把思想引领嵌入党内关系再生产的过程，使班子凝聚力具有组织基础，而非仅靠个人威望维系。

    文化凝聚在合并村融合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中介作用。农家书屋提质升级，正是把“文化上的凝聚”落到实处的载体——三个村的村民在同一空间共享阅读资源、参与公共活动，在潜移默化中形成新的集体认同。组织嵌入的实质，是通过思想聚合和文化凝聚，把行政合并后的“形合”逐步转化为治理共同体意义上的“神合”。

    （二）产业嵌入。在利益增量中完成价值传递。李集村的豆丹养殖产业是观察“嵌入式思政”的清晰案例。碧雪湖农业豆丹养殖基地负责人胡克俊的养殖规模从第一年的50多亩扩展到200多亩，一亩大豆田养殖豆丹的收入从传统大豆种植的不足千元提升至近万元。村党总支在技术引入、专家对接和风险缓解等关键节点提供组织支持：推行“支部+农户”帮扶模式，采取“一项产业、一名党员干部，一套帮扶办法、一抓到底”的方式，把组织优势转化为群众可感知的发展能力。当群众在产业增量中体验到村党组织“管用”，政策认同便有了物质基础；当党员在产业链上可见、可及，先锋形象便不再需要额外宣传来维持。思想政治工作在这里不是产业发展的“配套动作”，而是产业组织过程的内在维度。

    （三）服务嵌入。以日常行动和资源链接建构政治信任。驻村期间对独居老人、监测户、困难家庭的常态化走访帮扶，不能仅仅理解为“做好事”。在基层政治信任的生成逻辑中，持续、可预期、面对面的服务行动，是群众判断党组织性质最直接的依据。一次及时的就医协调、一项补贴政策的耐心解释，所产生的信任效应往往超过数次集中宣讲。这种“服务即思政”的机制，把抽象的政治认同锚定在具体的人际关系和事务处理之中。

    服务嵌入还体现为对后方单位资源与社会资源的制度化链接。2025年6月，笔者邀请县人民医院医疗团队到村开展“爱心义诊基层行”活动，为村民提供心电图筛查及健康指导。2026年7月，笔者又对接“学习强国”江苏学习平台与北京诺诚健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促成“强国公益书架”落户薛行村，1000余册图书及两台空调全部由爱心企业捐赠。当县级医院、爱心企业、村级组织在同一场活动中出现，群众感受到的不是某一个干部的“个人帮忙”，而是党的组织体系在基层的可见存在。这种“资源链接型服务嵌入”，使政治信任建构获得超越个体关系的组织基础，也使思政工作的感召力从“我说你听”转向“我做你信”。

    （四）场景嵌入。以时间适配、服务打包和文化浸润实现“双向共鸣”。思政传播的效能，不仅取决于“讲什么”，也取决于“何时讲、在哪讲、以什么方式讲”。

    一是时间适配。今年6月26日，“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宣传教育活动在薛行村安置新区文化广场拉开帷幕，活动从下午持续到晚上。村民白天在地里忙活一天，收工回来正好赶上。时间适配的意义在于，思政工作的“可及性”与农民的生产生活节奏达成了契合——不是要求群众放下手头事务来参加活动，而是把活动嵌入群众收工后的自然闲暇。

    二是服务打包。广场两侧三个服务区域依次排开：“学习强国”推广志愿者手把手教村民查种植技术、听戏曲；零工市场摊位把岗位送到村口；南京银行工作人员把反诈课堂搬到广场上。晚上7点，歌舞《中国范儿》点燃气氛，《映山红》《十送红军》引发老一辈跟唱，两轮“学习强国”新思想知识问答穿插其中，台下抢答声此起彼伏，服务、文化与学习在同一场景中完成耦合。

    三是文化浸润。今年7月“强国公益书架”揭牌活动，把场景嵌入从“活动性”推向“阵地性”。薛行村农家书屋此前设施陈旧、书籍品类单一，经过捐赠改造后成为群众家门口的“文化粮仓”。暑期读书分享中，读书达人郜跃结合《平凡的世界》《文化苦旅》分享“时间从来不缺，缺的只是开始的决心”；小学生刘钦禹讲述《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中袁隆平的故事带给自己的感动；返乡大学生薛金凤从《人工智能简史》谈起，感慨“知识的边界正在被打破，城乡之间的信息鸿沟正在被填平”。多圈层、跨年龄的分享，使阅读贴近村情、贴近群众、贴近乡土脉络，实现了基层思政工作方式的创新升级，把单一理论灌输转变为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学习，把思政教育融入群众日常生活。

    几场活动背后贯穿着一条主线：基层思政工作方式的创新升级。把单一理论灌输转变为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学习，把思政教育融入群众日常生活。从传播效果看，场景嵌入实现了三重转换：时间上从“群众来找活动”转为“活动去找群众”，空间上从“会议室”转为“生活场景”，内容上从“单一宣讲”转为“服务+文化+学习”的打包供给。

    此外，还要注重政策语言的场景化转换。把宣讲场景从会议室移到田间地头、农家小院和产业基地，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解读政策。可提炼之处不在于“到田里开会”的形式，而在于转译原则：找到政策语言与群众生活经验之间的连接点。政策与理论由此从抽象文本变成与具体生活相关的可感事物。这种能力是基层思政工作专业性的核心构成，也是基层队伍能力建设最需要补强的一环。

    在朱码街道两年任期结束后，组织接续选派笔者至岔庙镇鹤友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这一安排提示了一个常被忽视的条件：思想政治工作依赖信任积累和关系深化，而信任和关系的建立需要足够的时间跨度。短期、轮换式的工作安排，难以完成从“外来者”到“自己人”的身份转换，也难以使思想引领沉淀为村庄内部的社会资本。以三年为期的接续选派，在制度层面为思政工作的连续性提供了时间保障。

    三、路径优化：从“并行”逻辑转向“嵌入”逻辑

    上述实践表明，思政工作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优化方向，不是在现有工作体系中“增加一块”，而是改变其结构性位置。

    第一，以“嵌入”替代“并行”，在业务标准中植入铸魂维度。思政工作的有效性不取决于它是否被单独强调，而取决于它是否进入产业推进、民生服务和场景活动的过程。产业帮扶的评估不能只看收入增量，也要看群众对组织的信任是否增强；环境整治的验收不能只看硬件达标，也要看群众参与是否可持续；文化阵地的评价不能只看藏书数量，也要看它是否真正成为凝聚人心的公共空间。唯有在业务考核中明确“铸魂”维度，思政工作才能获得制度化的存在方式。

    第二，以“转译能力”和“链接能力”补充“宣教能力”。应将政策转译、矛盾中的思想疏导、场景化宣讲、数字平台操作指导和资源对接等方法纳入驻村干部和村级骨干培训体系，以实际案例为载体进行方法论训练。义诊中“讲解清楚、特别满意”的反馈，“傍晚之约”中“啥都不耽误、啥都顾上了”的评价，读书分享中“城乡信息鸿沟正在被填平”的感慨，共同提示基层思政工作的专业性既体现在“会讲”，也体现在“会链接资源”“会选时机”“会建阵地”上。帮助群众跨越数字工具的使用门槛、对接后方单位与社会力量的专业资源、把文化阵地办成群众愿意来的公共空间，本身就是思想引领获得传播载体和信任基础的前提。

    第三，以“过程指标”补充“可见指标”，矫正激励结构。在驻村工作评价中，除了产业数据和项目数量，还应纳入班子团结程度、群众参与率、矛盾化解的持续性、资源链接的常态化程度、文化阵地的使用率等过程性指标，使思政工作的长期效果获得制度性承认空间。同时，对承担思想引领重点任务的第一书记，应在任期安排上给予足够的时间纵深，避免过于频繁的轮换消解关系积累的可能。

    乡村振兴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困境不在于“不重要”，而在于“不容易被看见、不容易被衡量、不容易被做好”。驻村实践给笔者的启示是：破解困境的方向，不是把思政工作从其他工作中抽离出来加以强化，而是把它还原到基层治理的本来面目之中。当思政工作以“嵌入式”的方式运行时，它就不再是一项需要额外证明自身价值的“软任务”，而成为乡村组织能力与发展能力的内在构成。这一转变能否在更大范围实现，取决于制度设计是否承认“铸魂”的长期性，取决于考核标准是否给“不可见”的工作留出空间，也取决于基层干部是否具备把思想引领化入具体事务的专业自觉。（作者系涟水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文旅产业股负责人、县旅游发展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