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全民阅读”立法打造“书香中国”

吴学安

        2017年3月31日，《关于〈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正式向社会发布，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增强立法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提高立法质量，这意味着全民阅读立法正在“换挡提速”。
        今年4月23日，我们迎来了第23个“世界读书日”。笔者认为，如今国人的阅读率低，和阅读氛围不浓厚有很大的关系，而营造阅读氛围不仅需要政府的努力，也需要法律的介入，从整个民族文化的前景来看，立法推动“全民阅读”不妨一试。一方面，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需要文化精神的及时跟进，否则，就会形成丰盈的物质高地和荒芜的精神洼地的巨大反差，而当文化道德的自觉机制和力量无法完成对接时，就需要法律的强制力来推动。另一方面，“全民阅读”以立法的形式出现，也符合中国读书国情，不仅需要，而且必要。阅读是使一个国家的文明进程推进加速的特别重要的手段。一个民族如果缺乏阅读的兴趣，肯定要落后于世界文明进程，因此应该提倡阅读，尊重阅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中国期刊协会副会长聂震宁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近年来，我国的全民阅读数量和质量已有显著提升，但阅读人群不够广、阅读困难群体仍然存在、阅读“碎片化”现象严重等问题，仍然制约着我国全民阅读的发展。将“全民阅读”以立法的形式加以完善，可以倡导更健康的阅读习惯，使更多人感受阅读的魅力。
        读书是一种最基本的社会活动，需要明确的是，法律只是为了更好地兑现公民应该享有的文化权利，为读书创造条件，简而言之，它是为全民阅读服务，而不是强行控制阅读行为。要探讨阅读立法是否可行，首先要搞清楚这项立法的意图。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阅读立法是对公民文化权利的一种呼应。目前国家在公共阅读资源上的投入比较少，因此以立法的方式，将增加阅读资源上升为国家意志，或是必要之举。事实上，依靠类似的立法推动阅读，在韩国、美国等国家都有先例，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另一方面，阅读立法更多的是强调政府为保障国民阅读的权利应该做什么，如怎样解决国民阅读公共资源和设施不足、不均衡的问题，如何保障未成年人的阅读时间和阅读条件等，都有望从制度上得以解决。
        但是，阅读不能通过强制来达成，强制的阅读也失去了阅读的价值。而立法所要起到的作用只是给读书创造条件，让想阅读的人有条件阅读，自由的阅读。这才是我们面对“全民阅读”所应秉持的“张弛之道”。政府加大对读书资源的投入，是让民众在阅读上能有更多选择。在“全民阅读”硬件不足、软环境还不够完善的现实情况下，用立法手段保障“全民阅读”的权利不仅可行，而且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