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夫全从背诵来

梁永刚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古人读书，非常重视背诵，也很讲究“背功”。关于背诵的益处，可从古代的两则故事中窥见一斑。一则是说，秦始皇在焚书坑儒中烧掉了很多古籍，到汉文帝时，要寻找一部《尚书》已十分困难。有人对文帝说，齐地（今山东）有个叫伏胜的老人，九十多岁了，曾做过秦代博士，还记得《尚书》的内容。汉文帝随即派人前往齐地求教，《尚书》二十九篇，伏胜硬是一篇篇全部都背了出来。另一则是说，汉代杰出的女诗人蔡文姬，博学多才，少年时代的“背功”极好。青年时期遭战祸，被匈奴人掳去，后曹操把她赎回。曹操问她：“夫人家中原先藏有许多古书，如今还能记得内容吗？”文姬答道：“亡父赐书四千多卷，因流离失散，一无所存，如今只有四百多篇记得。”曹操很高兴，要派人协助蔡文姬记录整理，文姬却说：“不必了，我自己边背边整理吧。”她便凭着“背功”，陆续将四百多篇古籍整理了出来。
        我们暂且不去考证这两则故事的真实性，但至少可以从中得到一个启示——读书是需要有点“背功”的。纵览古今中外的名家巨匠，其中有许多都练就了过硬的“背功”。才高八斗的曹植，十岁左右便能背诵诗赋十余万言；“诗圣”杜甫则是“群书万卷常暗诵”；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能背诵海涅、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的名作；茅盾把《红楼梦》中的诗词倒背如流；辜鸿铭能够一口气背诵出上千行弥尔顿的《失乐园》；巴金曾说过：“我不懂什么文章做法，就是滚瓜烂熟地记下了几百篇经典篇章，然后自然而然地就会写文章了”……作为我国传统的读书方法之一，背诵的魅力是无穷的，也是令人受益匪浅的。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陈耀南博士在《谈背诵》一文中说：“背书，就如练字、练拳、练舞，熟能生巧。巧必由烂熟而出。好文章背诵得多，灵巧的修辞、畅达的造句、铿锵的声韵、周密的谋篇，口诵心维，不知不觉，变成自己能力的一部分。加上泛观博览，深思精研，将古人的感受，比照当今的情境，印证永恒的人性人情，于是自己的文学艺术境界，又可层楼更上。”
        著名文艺理论家、美学家、教育家朱光潜先生在《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中说：“私塾的读书程序是先背诵后理解。在‘开讲’时，我能了解的很少，可是熟读成诵，一句一句地在舌头上滚将下去，还拉一点腔调，在儿童时却是一件乐事……我现在所记得的书，大半还是儿时背诵过的，当时虽不甚了了，现在回忆起来，不断地有新领悟，其中意味，确是深长。”
        无独有偶，任教于香港大学心理系的李永贤博士在《语言心理学与语文教学》一文中指出：“背诵文学作品，特别是文言文或较艰深的作品，有益无害。实验证明，倘能背诵，理解也不差，当时不理解，日后会逐渐理解。”掩卷深思，李永贤博士所说的“当时不理解，日后会逐渐理解”，与朱光潜先生讲到的“当时虽不甚了了，现在回忆起来，不断地有新领悟”，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