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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视角下黄河治理的经验总结
◎ 宫正
黄河治理的历史谱系映射着中华文明演进的空间实践逻辑，其水患调控机制重构了流域生态格局，蕴含着前工业化时代应对环境危机的认知范式与制度调适机制。从大禹治水的神话原型，到明清束水攻沙的技术革新，治黄工程始终在刚性防御（如夯土堤防体系）与弹性疏导（如贾让三策中的分流理论）间寻求动态平衡。这种辩证治理思维，在郑州双槐树遗址的导流沟槽与潘季驯“蓄清刷黄”工程中均得到物质印证。在社会组织层面，治水活动催化了跨血缘的地域联盟（如汉代“河平碑”记载的十三县协作）；官僚体系通过河工徭役制度，将分散的民间力量纳入国家动员网络。这种垂直整合与水平协作的双轨模式，在清代河督衙门的档案文书中呈现清晰的权责分配图谱。且者，流域居民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适应性策略，展现出农耕文明在风险管控与资源利用中的弹性智慧。这种基于地方性知识的生产逻辑，至今仍在豫东故道区的地貌肌理中留有可辨识的文化印记。 一、古代治黄实践孕育系统治水策略 古代黄河治理实践揭示了系统治水策略的三维耦合特征：在空间维度上，通过“堵疏并行”技术构建弹性防洪体系，如主堤—遥堤双重架构既能约束洪峰走向，又能依托自然地势设置分洪闸堰引导洪水缓释；在时间维度上，采用埽工等柔性技术对河岸进行动态加固，其秸秆与黏土混合结构既适应河床变迁，又可形成代际传承的工程韧性。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系统策略并非静态设计，而是融合了动态调整机制：治河官员通过周期性“巡河察淤”评估淤积程度，调节疏浚频次，并创新性地将滞洪区功能与农业生产周期相耦合，在汛期蓄洪与非汛期农耕的弹性切换间展现了土地利用的时空智慧。特别具有启示性的是“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策略，其巧妙利用水流动力实现了河道自维护。这种将自然力转化为工程助力的思维，本质上是对河流动力学与人工干预阈值的精准把握。当前智能治水体系的发展，可借鉴这种多维协同理念，通过可调节闸坝与实时监测系统的模块化嵌入，构建兼顾灾害防御与生态适应的新型治水范式。 二、社会组织强化流域协同治理效能 黄河流域的协同治理传统，根植于传统社会对“跨域公共性”问题的制度回应。古代官僚体系设立专职河务机构（如清代河道总督），负责统筹流域内行政单元的权责分配，并制订统一的工程标准与劳役征调制度，用于化解地方治理中的“搭便车”困境。这种垂直管理体系与横向协作网络的结合，体现为“以工代赈”模式下官府组织灾民参与堤防修缮，在保障劳动力供给的同时，通过粮食配给维系了社会稳定。此外，古代治黄将水利纳入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迫使执政者超越任期限制谋划长远工程。这种激励机制的设计，为打破行政区划壁垒提供了组织保障。 民间社会力量的动员则是协同治理的另一支柱。宗族组织通过制定“水约”规范灌溉秩序，利用族田收入维系沟渠维护；商帮集团依托漕运利益共同体，资助险工段抢险物资储备。这种“官督民办”模式的关键在于构建多元主体间的信任纽带与利益共享机制。例如，明清时期“河工捐输”制度允许士绅以捐资换取社会声誉，并要求官府通过勒石铭功赋予其合法性，从而形成非正式治理资源向正式体系的转化通道。当代流域治理可借鉴该类经验，建立政府、企业、社区间的协商平台，通过生态补偿协议、联合巡查制度等，将碎片化治理诉求整合为共同行动纲领，有效激活社会资本的协同潜力。 三、生态智慧平衡防洪与灌溉需求 传统治黄中的生态智慧，集中表现为对自然系统的模仿与调控。在防洪领域，古代治河者通过“就地取材”策略，利用柳枝捆扎制成埽捆、栽种防浪林固滩，既控制了水土流失，又以生物措施增强了堤岸韧性；在灌溉领域，依托“陂塘串联”系统将汛期洪水蓄存于人工湖泽，并在旱季通过闸门调控反哺农田。这种“以时间换空间”的水资源配置逻辑，实质是对水文周期的精细化利用。更深层次的策略在于，将治水与土地改良结合。例如，在盐碱地开挖排水沟渠，引黄淤灌后形成“上粮下淤”的土层结构，使防洪排涝与土壤改良形成正向循环。 从历史视角审视，生态平衡还需依托适应性管理技术。古代设置的“四防二守”制度（昼防、夜防、风防、雨防，官守、民守），实现了灾害预警与应急响应的无缝衔接，同时根据农作物生长周期制定了“分时用水”规则，如春灌优先保障小麦、秋汛集中疏浚河道等。这种“因时施策”的管理智慧，要求当代治黄在数字技术支撑下，构建弹性调度模型。例如，利用遥感监测预判泥沙淤积趋势，动态调整水库泄洪量；通过智能配水系统，依据土壤墒情与降水预报优化灌溉时序，使水资源分配既遵循自然节律，又响应突发扰动。这种基于历史经验的适应性创新，或将成为破解现代治黄多重目标冲突的重要路径。 四、结语 回望黄河治理历史脉络，其经验沉淀着中华文明对生态规律的敬畏与适应。古代治水技术以系统性思维突破工程局限；社会组织机制以协作网络激活治理效能；生态智慧则以可持续理念调和生存需求。三者共同构成了黄河治理经验的“文明基因库”。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当代语境下，这种历史视角的再审视，既是对传统治水逻辑的继承与扬弃，又是对现代技术单向思维的纠偏。其彰显了治黄是水利工程的技术迭代，也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重构。从历史中提炼出的协同治理范式与动态平衡智慧，或将成为破解当代生态困局、实现人水和谐共生的关键密钥，为全球大河流域治理贡献东方文明的制度创新与价值参照。 【作者系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师资博士后；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2022年度重大招标项目“五帝时代到夏代王权与国家形态研究”（项目编号：2022VLS003）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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