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明互鉴历史语境中不断探寻文化保真的可能途径

——以杜甫诗歌翻译为例

◎ 任晏言 党争胜

    英国BBC制作了中国唐代诗人杜甫的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第一次以纪录片的方式，向西方国家介绍了这位中国“诗圣”“诗史”。然而杜甫诗歌的传播与接受却名实不符，这与杜甫诗歌的翻译问题密切相关。普遍认为诗歌翻译者的最佳人选是精通诗歌艺术的诗人，他们比学者型译者更重视诗歌的审美特质，更能使译作富有诗意，但杜甫却在富有诗意的译诗中遭受变形重塑，失去了个性特征，这与诗人译者们的翻译动机和翻译策略息息相关。

    杜甫诗歌的文化价值

    杜甫诗歌为世界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切入点。杜甫生活的唐朝从强盛走向衰落，他目睹了战乱、动荡和百姓的苦难，把这些都写进了诗里。其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表达了其对贫富悬殊的愤怒控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则展现了他渴望庇护天下读书人的仁爱之心。在当前全球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背景下，杜甫诗歌探讨的苦难、正义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它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能通过他的诗触摸到中国传统中那份深沉的家国情怀和伦理情感，成为了不同文明之间进行深刻对话时的精神桥梁。此外，杜甫诗歌本身所达到的语言艺术和审美高度也让它成为翻译中“如何保持原汁原味”这个难题的一个典型案例。杜甫被尊为“诗圣”，不仅因为他思想深刻，更因为他在写诗技巧上的炉火纯青。他的语言精炼传神，他选用的意象，像“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中的花鸟既来自日常所见，又饱含着深沉的情感。当要把这样的诗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准确传达意思，同时又保留原诗语言的精妙、音韵的节奏以及丰富的意象，每一次翻译都是在不同文化之间寻找“保真”的路径。由此，研究杜甫诗歌的翻译意义深远。在文明交流互鉴的大背景下，探讨如何让一种文化中最顶尖的艺术表达跨越语言的障碍、在异域文化中真实展现其光彩成为了重要课题。

    英语诗人的翻译动机

    诗人译者身份的双重性使得他们的翻译动机不同于学者型译者，后者更多关注诗歌翻译的忠实程度，翻译对他们而言只是通向文学研究的一种手段而已，这种学术型的翻译往往因学究气过重而影响诗意的传递。诗人译者则不同，他们的第一身份是意在创作的诗人，其翻译目的并不在于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而是在翻译中寻求创作的灵感，利用杜甫诗歌的异质性特征激发出他们更多审美表达的可能性，因为翻译向来都具有文化建构的功能，在引进异域诗风、革新传统诗学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英美诗坛在20世纪发生了两次重要的反传统诗歌运动，诗人们发现传统的英语诗学形式已经无法满足他们表达现代生活的愿望，诗人们以敏锐的目光发现了东方文学中潜藏的自然人性的力量，他们开始以翻译汉语古诗的方式来寻找新的审美思想和艺术形式，杜甫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进入了英语诗人的视野，杜甫诗歌意义和形式的复杂多样为英语诗人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杜甫诗歌中对社会、对自然、对家庭、对朋友那种深沉的感情具有跨越时空的普遍性意义，并且这些感情以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种人与世界合二为一的审美结构完全不同于主流英语诗学追求的主观主义和抽象主义，对英语诗人们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因此，英语诗人翻译杜甫诗歌的动机主要是以译促创，以自身的创作需求和诗学取向为标尺，对杜甫诗歌进行有意识的裁剪，探索和学习其中的技艺并为自己所用，并以他者的眼光反照自身，重新评估他们对英语诗歌的观念，这种按需求索的翻译动机导致杜甫在不同的翻译者笔下形成了不同的形象。

    英语诗人的翻译策略

    从整体上来看，诗人译者普遍以纯文学的方式看待杜甫诗歌，将其视为文学形式宝库，他们的翻译策略大致可概括为内容的归化和形式的异化，前者指的是诗人译者结合当下的时代精神和异域憧憬想象，对诗歌内容进行本土化改造，后者指的是诗人译者根据诗歌创作的陌生化理念，对诗歌意象和语言特征的刻意保留。由于现代主义诗人们在理论上阐释了自由诗的价值，他们在翻译杜甫诗歌时也放弃了对格律的追求，去掉格律的诗歌重心落在了意象上，因此诗人们聚焦于杜甫诗歌意象的选择和组合，而中西诗学对意象的理解又有出入，前者强调主观感情和客观物象的交融，认为意象必须经过诗人的选择加工并注入诗人个性化的感情，后者则主张将感情隐藏于具体的客观物象之后，因此诗人译者在翻译杜甫诗歌时往往求“象”舍“意”，利用名词短语并置的方式突出意象的对立效果，同时通过减少逻辑关联词的方式降低诗句的语法性，放弃严格的词性对应，仅保留意象的视觉对比，这种策略可以最大限度地表现诗歌意象和意象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意象营造出的诗意境界，但杜甫倾注在意象中的思想感情尤其是儒家意识形态往往就此失落在翻译中。此外，英语诗人对杜甫诗歌的翻译大多采取了去历史化的策略，以浪漫抒情代替冷峻史笔，以普遍性的诗学共鸣来置换杜甫诗歌中沉重的历史感，最明显的方式就是对杜甫诗歌中的典故进行改写或者删除，然而典故恰好是杜甫诗歌彰显历史联系的重要手段，黄庭坚甚至用“无一字无来处”来形容杜甫与文学传统的深度互文。因此英语诗人去历史化的翻译策略固然可以增强译诗的可读性，将杜甫重塑为世界性诗人，加快杜甫诗歌融入世界文学的进程，但这样经过诗人译者变形重塑的杜甫缺乏支撑“诗圣”“诗史”之说的核心，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这个说法也因此失去了说服力。

    综上所述，杜甫诗歌独有的诗学品质吸引了一代代英语诗人对其进行翻译，然而这种品质却恰恰失落于他们的译笔之中，这是因为诗人译者以翻译杜甫诗歌为方法，旨在通过翻译杜甫诗歌的过程解决自身的思想和诗学困境，探寻自身诗歌语言与精神突破的可能与重生，而不是以翻译杜甫诗歌为目的向英语读者呈现真实的杜甫。在如今文明互鉴的历史语境中，我们应该深度反思这种经由翻译而产生的过滤和变形，不断探寻文化保真的可能途径。

    （作者任晏言系西安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在读博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语言文化学院讲师；作者党争胜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