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走访北京、天津等地发现，这种打着“托管”的旗号，暗地进行学科培训的“明托管、暗补习”模式，已在部分地区出现。这些机构的运作方式隐蔽：它们大多选择藏身居民楼或民房，以规避监管检查；将学科内容伪装成“作业辅导”“思维训练”或“阅读拓展”等合规名目。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姚金菊分析，其核心根源在于教育评价体系的单一性与优质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在现行中、高考选拔机制下，分数是主要标尺，这直接导致一些家长陷入“别人补我也得补”的剧场效应。

    “一些家庭将教育投入视为‘防御性支出’，宁可节衣缩食也要保障孩子补习，形成‘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循环。当优质资源集中在少数学校，升学又主要看分数时，一些家长为了孩子的未来，无奈选择校外培训这条路。”姚金菊说。

    针对乱象，姚金菊建议，加快校外培训管理条例出台步伐，明确学科类机构强制非营利属性、非学科类实行收费上限管制，同步修订处罚依据，将“超前教学”“无证办学”纳入明确禁令，并通过类型化条款清晰界定各类隐形变异培训情形，提升执法可操作性。同时，建立教育部门主导的审批准入机制，打通教育审批与工商登记数据链；设立省市级跨部门执法专班，整合相关部门力量；重点建设全国统一监管平台，归集机构资质、资金流水、师资档案，实现“一网通查”。

    “在运营监管上，准入端严控学科类机构增量并做实师资场地审查；运营中强制预收费银行托管，结合信用惩戒打击‘卷款跑路’；退出端建立黑名单与联合惩戒，实施行业禁入，并拓宽社会监督渠道。”姚金菊说。

    在姚金菊看来，必须从源头减少违规培训需求。首要任务是大力落实义务教育优质资源均衡发展，通过师资流动切实缩小校际差距。深化教育评价体系改革至为关键，需将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质性纳入中考招录体系，降低唯分数倾向。同时，扩容公共服务供给，依托社区广泛开设公益暑托班，由政府购买文体、科创等优质非学科服务，为家长提供多元、可靠的选择，缓解其焦虑。（据《法治日报》）